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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顯赫大街的60年

　　一項面對長安街行人的問卷調查中，有人提出，座椅沒樹，沒遮擋，坐下來就燙屁股

　　1950年6月，為迎接新中國第一個國慶日，“林蔭大道”工程在長安街熱火朝天地開始了。根據規劃，從東單路口到西邊的府前街東口，在原有15米寬的瀝青路南北兩側，各修一條15米寬的新路，新路與舊路之間，種上了四排高大的喬木。

　　“當時我們參加拓馬路，還在王府井砌高臺，有兩三米高，同時要清理沿街很多垃圾。”北京規劃學會理事長趙知敬，當時才上初中，作為班里年紀最小的學生，也參加了修建大道的“義務勞動”。

　　此時，一幅關于“長安街如何建設”的規劃藍圖也慢慢展開。

　　請蘇聯專家幫忙規劃

　　“解放后不久，蘇聯專家先做了一次規劃，圖畫得特別簡單，就一大條。”原北京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董光器翻開城建檔案，指向1949年蘇聯專家設計的長安街行政建筑設計圖。其中，蘇聯專家提出，利用東交民巷操場空地并沿長安街建設行政辦公樓。這一規劃的核心思想是將北京的行政中心放在舊城區。

　　這一設想卻遭到中國本土專家的反對。1950年，梁思成、陳占詳刊印長達2.5萬字的“梁、陳方案”，其中特別提到沿長安街蓋行政大樓這種模式存在種種弊端，建議在西郊發展新的行政中心。

　　“就這樣，圍繞著‘行政中心區位置’的討論，全國建筑師聚集到北京，反復做規劃方案。”趙知敬回憶說，整個50年代對長安街的規劃，雖然做了很多，但思路并不太清晰。

　　1951年，紡織部、燃料部、工業部在蘇聯專家提議的空地上一一開工。隨著經濟形勢好轉，“今兒蓋一棟樓、明兒蓋一棟樓”。

　　北京急需一個整體規劃方案。1953年，北京市委成立了一個規劃小組，聘請蘇聯專家指導。6月下旬，又指定了幾位老干部，抽調少數黨員青年技術干部，研究這個問題。不久后，北京市委第一次向中央上報了統一的城市規劃意見--- 《改建與擴建北京規劃草案要點》。

　　行政中心最終被確立在舊城，長安街作為“中央主要領導機關所在地”被明確提出。但長安街的布局依然不很清晰。

　　1955年到都市規劃委員會工作的趙知敬回憶，那時，新中國還沒有自己的規劃專業。于是決定邀請蘇聯專家來做詳細規劃。“我們當時就聽蘇聯專家講課，每天看蘇聯的教科書。”在“蘇聯專家結合娃娃兵”的模式下，完成了1958年的《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

　　在這份方案中，長安街的藍圖基本繪定。新的北京城被定性為“全國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長安街則肩負起全力體現這一主題的重任：中央其他部門和有全國意義的重大建筑，將沿長安街等重要干道布置。

　　“大馬路主義”

　　1958年方案的執筆者之一、時任北京城市規劃管理局總圖室主任的陳干，對長安街作為北京“東西軸線”的建設，滿心憧憬。他希望通過長安街的規劃，形成有別于紫禁城的軸線，與傳統的南北軸線相交于天安門廣場，確定出北京城新的 “零點”(城市坐標)。

　　在趙知敬這些老北京心中，長安街能作為“東西軸線”是由它的歷史地位所決定的---它是北京舊城最寬的一條東西走向的大街，而且又臨近天安門廣場。

　　長安街在歷史上正式的長度只有3.8公里，從東單到西單。“東單往東到建國門，西單往西到復興門都沒有路。要走，只有穿胡同，拐幾個彎，就跟血管似的。胡同只有6米左右的寬度。每天公共汽車在里面滿滿當當地開著。”趙知敬回憶說。

　　這樣的格局在1958年被徹底改變。國慶十周年前夕，西單到復興門的邱祖胡同等，東單到建國門的裱褙胡同等，全被拆除，修起了35米寬的瀝青路，復興門到建國門全線貫通，長安街長長了---6.7公里。道路徹底打通，為兩側的建設打下了基礎。

　　“十年大慶為長安街的建設創造了一個很好的條件。”在董光器看來，如果只有3.8公里，長安街根本沒法進行大規模建設。

　　在大規模建設的同時，一個禁區也在打破：古代建筑不能動。事實上，從1952年拆除長安左門和右門開始，“古建筑的拆與保”的交鋒就在不斷上演，當長安街向著具有“首都風貌”的大干線思路發展，雙塔寺、牌樓這些古跡，都隨著不斷翻新的長安街景象，走入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