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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農村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的“城鎮化”進程，既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必然，同時也會對中國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帶來巨大改變。

　　推進城鎮化的首要問題是，政府該做什么樣的規劃，規劃時必須考慮到哪些要素。

　　近日，由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等主辦、上置集團[0.76 0.00%]承辦的“首屆中國城鎮投資博覽會——2010中國城鎮投資國際高峰論壇”在上海羅店美蘭湖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等，與多個省市政府代表作了深入的交流。

　　趙啟正回顧了當初在浦東建設[13.55 -0.37%]初期政府是如何做規劃的，黃奇帆則展望了未來重慶的城鎮化發展，引起與會者的濃厚興趣。

　　規劃該如何做？

　　趙啟正表示：“城市規劃的合理性，決定了投資的經濟效益。失敗的規劃一定會導致失敗的投資，這是金科玉律。”

　　趙啟正說，由于土地是國家所有制，政府掌握了大量資源，而且中小城市的土地價格較低，因此展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可能的，“但政府很容易傾向于過度投資和過多規劃”。

　　他舉例說，(有些地區)修了過多的公路，機場修好了但班機很少，“而我們(浦東新區規劃初期就)定了一些規則：法規和規劃先行，規劃時形態規劃服從于功能規劃。比如，我們若要修建一個足球場，就要考慮浦東是否能吸引到知名球隊來比賽，每年能否有30到50場的球賽，能否有好的國際裁判來這里。如果沒有，就不要建設，這就是形態規劃服從功能規劃。”

　　趙啟正還談到了著名的陸家嘴[23.88 1.92%]金融貿易區，“這個規劃首先思考的是一些外商、外資銀行是不是能來這里。我們當時的計劃是，要有20萬的金融職工，每個人大約有20平方米的辦公區，因而總計規劃了400萬平方米的金融區。現在來看，上海證券交易所、聯合產權交易所、上海期貨交易所、鉆石交易所，近600家金融機構，從業人員近20萬人的情況，高度符合了當初的規劃。”

　　他提醒一些地方政府不要盲目上馬“金融區”的規劃項目。“有些城市提出了金融中心的規劃目標，而如果是一個小城市，不一定需要金融中心；假設一個城市已有了金融中心，你再建設一個的話，兩者是什么關系(政府考慮清楚了嗎)？”

　　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周其仁補充道，事實上城鎮化的要素是需要相對集聚和集中的。

　　“加快城鎮化確實有很多的投資機會，但其中的風險在哪里呢？我認為，還是要有人的集聚能力。做軟件、做基礎設施哪里都可以。但是，硬軟件和人氣之間并不平衡。你修了路，有車跑嗎？修了劇場有人來看嗎？我提醒投資者，你不僅僅要看(投資的)位置，也要看這個地方是否能吸引到人。我的觀點就是資本不缺，但難以掌握的就是人氣。”周其仁說。

　　2020年的重慶將是怎樣？

　　結合城市化、工業化和城鄉一體化，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的發言吸引了各方人士。

　　黃奇帆說，重慶盡管是直轄市，卻是大城市、大農村、大山區并存的西部地區，而且80%的土地都是山區。

　　“在這樣一個城市上，要落實胡錦濤總書記對重慶的要求，努力把重慶加快建設成為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在西部地區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我們考慮，要用城市化、工業化、城鄉統籌一體化的三位一體戰略來實施。重慶不僅要建設一個主城大城市，重慶還有8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相當于一個中等省份，還有眾多區縣縣城和廣大農村地區、100多個中心鎮。”

　　因而，未來要讓重慶主城成為國內特大型城市。“現在的重慶，有600多萬城市人口，500平方公里的建城區。我們目標是十年內新增500平方公里的建城區，人口新增500多萬，形成1000多萬戶籍人口的特大型城市。”

　　黃奇帆還表示，另一方面，要設想眾多區縣縣城變為中等城市，大體集聚600多萬人口，還有100多個根植于農村的中心鎮，也集聚500多萬人口。“現在是1000萬城市人口，近2000萬農村人口；未來會倒過來，2000萬城市人口，近1000萬農村人口。用大城市群帶大農村，這好像一個齒輪箱的原理，大齒輪帶中小齒輪。這與北京、上海的模式不同，重慶更重視中小城市群、中心鎮的發展。”

　　黃奇帆認為，城市化和工業化，看得見、摸得著，“最難的是要防止城市化發展中城鄉差別擴大，工業化發展中貧富差距拉大。而城鄉統籌一體化是工業發展的核心。”他指出，重慶至少要在基礎設施、社會保障、教育衛生文化的公共服務、城鄉要素流轉以及農民工的戶籍問題等五大方面努力，才能最終實現城鄉和諧發展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