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女詩人對園林的情思與想象
清宮廷畫師繪《桐蔭品茶》
近現代黃君璧繪《蕉園雅集》
《花中十友詩》書影
中國古典園林的歷史可追溯至先秦,有關園林的詩文創作同樣歷史悠久。至晚明清初,江南的私人園林的興建,為中國園林文化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這一時期,以園林為主題的詩文創作蔚為風尚,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善詩工畫的士紳階層女性也日益活躍于這一文化場域中,使園林詩煥發出新的意涵。家族園林成為閨秀們表達審美情致、體現文化身份、營造女性空間的重要場所。女性的園林詩表達了女詩人對社會性別的思考和對中國詩歌傳統的深切回應。
植花詠蔬
明清女詩人常在宅邸庭園栽花植草,以賞花抒懷為雅好。甘立媃所作《花中十友詩》即是佳例,她以每首詠一花結誼為友,其分別以桂花仙友、荷花凈友、梅花清友、菊花佳友、海棠名友、酴醾韻友、瑞香殊友、梔子禪友、蘭花芳友及蠟梅奇友為詩題。于十首詩之后,甘立媃又賦尾詩一首,以抒廣交女性賢友之愿:“解顰有意弄芳妍,恰比人間益友賢。半世吟魂資伴侶,百年心事寄詩篇。愁城樂土紛開謝,月夕風晨見性天。愿得萬花都入譜,廣交四海得忘年。”在霞蔚繽紛的詩境中,甘立媃把萬花視為知音,同時也與歷代文人的同主題詩歌隔空酬唱,意境深遠開闊。甘氏另有《梅花絕句三十首》,以多重角度呈現出梅花之神韻。她不僅詠嘆不同時節的梅花(如早梅、晚梅、春梅、寒梅等),亦細致刻畫其在不同環境中的姿態:嶺梅“數枝斜聳插云窩,千樹花開總后他”;溪梅“落花水面無人問,莫作桃源浪品題”;官梅“相看官閣花初放,古色今香一樣清”;野梅“幽性清標識本稀,荒村野徑偶相依”;瓶梅“修到梅花不計年,膽瓶相對亦前緣”。尤具雅趣者,則是詩人對她與梅花互動關系的描寫,如尋梅、觀梅、折梅、畫梅,更不乏具有女性氣息的簪梅之趣(“昨夜芳林春有信,新從鏡影上釵頭”)與嚼梅之味(“拈來嘗試吟花口,直沁詩脾香味除”),盡顯細膩別致之情思。晏訴真與張紈英也曾以自家庭園所植花卉為題,各自創作組詩,晏氏以34首律詩詠花寫意,而張氏則以8首律詩繪寫園中花事,詩風雋秀朗潤。
女詩人們不僅鐘情于吟詠花木之美,更繾綣于采錄親身參與園藝的日常生活。如張藻的《移菊》一詩,描繪了女詩人在晚秋親手把菊花移植于宅中靜逸園的圖景。在歷代詩文中,菊花常被隱喻為歷經風霜的孤高傲岸的風骨,而在張藻的詩中,菊花卻超脫于這種經典形象的復造。詩人以女性的身體柔弱給予菊花篤愛的呵護:“霜嚴勤護惜,切莫任離披。”一種審美的心緒伴行于有溫度的生活,飄逸流轉。
又如張藻的《畫菜二絕》,將自己在園圃種植蔬菜的尋?,嵤乱徊⑷氘嬵}詩。其一題曰:“土膏浮動露痕青,生趣天然涉筆成。卻笑髯蘇貪一飽,煮來午后說消酲。”其二題曰:“江南雨后青尤好,抽得新芽黛嫩涼。半幅家園好煙景,憑添白莧與紅姜。”在詩、書、畫的韻味交融中,張藻通過造境拓展了審美想象,透顯出明清士紳階層女性在生活和藝術之間所頤養的審美情致。
盡管明清士紳階層女性普遍喜愛植花詠蔬,但親自下地種菜者較為少見。一方面,家中婢仆代勞,使她們無須親履園圃;另一方面,閨秀身份也受到那個時代的世俗倫理約束,以致她們親耕農桑的舉動常被視為有違閨秀規范。在此背景下,張印的長詩《種菜》就顯得頗不尋常了。此詩摒棄了六朝宮體詩對閨閣生活柔靡的藻飾,淳然地勾勒出詩人與婢女四時種蔬、同耕共作的場景:
我性喜種植,況此多荒陂。
春風吹浩蕩,人意良遲遲。
赤腳灶下婢,飯后輒酣嬉。
亦欲課之讀,目不識書詩。
顧使把犁鋤,欣然愿我隨。
荊榛既日辟,礧砢亦日夷。
于此壓豆莢,于彼播露葵。
秋菘與春韭,燥濕相所宜。
縱橫有經緯,我心堪自師。
中饋及暇日,到此神曠怡。
會當微雨過,生理漸以滋。
破土玉芽茁,臨風翠葉披。
啞然時失笑,暴富同貧兒。
讀罷全詩,素樸的畫面中仿佛溢出泥土氣息,不可遏制地彌漫而來。首聯“我性喜種植,況此多荒陂”化用了陶淵明《歸園田居》(其一)中“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與“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兩聯,顯然意在向這位田園詩派的鼻祖致敬。張印以親身耕耘呼應陶淵明的歸隱理想,不但無損其閨秀身份,反而平添了幾分脫去脂粉氣的審美情致。
詩中所詠之蔬包括豆莢、露葵、菘菜(類似今之白菜)與韭菜,皆為庖廚俗見之物。詩人不僅識其生長習性、曉其節令,更能因地制宜地安排種植,于細微處見巧思,于勞作中顯從容,字里行間飽含著與自然對話的馨雅與嫻熟。最為動人者,當屬尾聯“啞然時失笑,暴富同貧兒”,一句自嘲,盡顯豐收之樂。這不僅是對田園耕種的溫情書寫,也是超越物質的精神滿足與文化姿態。張印的勞動體驗不僅為女性園林詩增添了質樸落地的野趣,也拓繪出一幅空間建構的園圃圖景。
桐陰教子
在中國古代文化傳統中,園林是踐行教養之道的重要空間。明清之際,伴隨女性識字率的提升與母職在家庭結構中地位的凸顯,女性詩畫中的育子主題顯著增多。其中“桐陰教子”或“桐陰課子”是清代女性詩畫作品的常見主題,其不但體現了她們對母親角色的自覺實踐與教育理想,也表明了園林空間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在花木扶疏間,母親們不僅傳授詩書禮儀,更以草木為媒介,教化子女性靈的塑成。
翁瑛《題自寫桐陰教子圖》一詩,以圖文互證的形式將育子的日常經驗升華為文化象征。其詩不僅描摹庭院教子的溫馨場景,更援引歐陽修之母“畫荻教子”和柳仲郢之母“熊丸教子”的母教典范,以喚起讀者對女性教子傳統的集體記憶,從而凸顯母親的辛勞與德范。在翁瑛看來,所育之子若堪比歐陽修、柳仲郢,那么縱然荻草夜熬,也能甘之如飴。
尤為動人的是詩末兩聯:“寫我劬勞意,手澤兒好藏。荷風與竹露,披圖自有香。”翁瑛直抒,親作此圖此詩是為了將教子之心化為可供子孫珍藏的遺墨。她不僅在圖文中為自己留下紀念,更巧妙地將母親的辛勞刻入家族記憶,使家族庭院承載起道德教化與文化傳承的雙重意義。那片桐陰不只是課讀之所,更是母愛凝結和世德流芳的精神源境。
江蘇鎮江的鮑氏三姊妹以擅詩文著稱,三人均有“桐陰課子”的題詠,然所作之詩皆以他人為鏡,未及自身,用筆曲折柔婉,別賦余韻。長姊鮑之蘭有《題桐陰課子圖》二首,皆以其母為中心。其一描摹母親徹夜不寐、躬親教子的情景,語意持重,情感懇摯;其二則以“女師心苦古今聞”一句將母教之勞提升至歷史的維度,追溯歷代兼任“閨塾師”的母親的堅忍苦心,既承傳統之重,又飽含私情之深。其詩轉筆言及母親的溫潤性情,字里行間頓生一抹柔光,敬愛之情愈顯濃郁。
次姊鮑之蕙的兩首《題四娣桐陰課子小影》以幼妹鮑之芬為主角,尤見獨具慧識的關愛。不同于翁瑛詩中對功名學業的褒揚,鮑之蕙著意形塑的是一位秉持別樣教育理念的母親:鮑之芬不僅淡泊自守,更在教子之道上“拋卻牟尼課子書”,不拘泥于章句訓詁,而以親口講解和因材施教為要。“往復不辭親口授,嚴師慈母兩非虛”,既展現鮑之芬在教養之事上的勤勉不怠,又刻寫出一位柔中見剛的母親形象。
更具代表性者是鮑之芬的《題張節婦桐陰課子圖》。詩中所詠并非鮑氏直系親屬,而是一位孤身撫子的貞婦,此舉尤見詩人對母親角色的深切體察。正如翁瑛在詩中強調自身對家族聲譽的維系,鮑之芬以張氏在寡居之際仍使家聲不墜之事跡為楔子,勾勒其舍卻己志和守義持家的形象,著力刻畫母親在子女養育與家族德業傳承中的中樞角色。尾聯“寸草何時報,菤葹自苦心”的問而不答,寓意于無聲處寫至情,將母親的犧牲與隱忍推至讀者內心的柔軟處,使“桐陰教子”的主題超越私域情懷,升華為對女性倫理價值的公共表達。
在鮑氏姊妹筆下,私家庭院不再只是育子課讀的場所,更是她們托付敬意、銘刻德范、凝煉家風的文化空間。
四時節令
園中四時流轉,士紳階層女性常應景而動,開展各類節令游賞與吟詠的活動,其相關詩詞的創作也頗具趣味與雅韻。
春日草木初萌百花爭妍,引人攜親喚友共賞芳菲。為防游人恣意折花,章韻清特制禁令,親題《小園定例無故折花者罰以灌花一月》詩,書曰:“花開何必謝游人,禁帖黏門例自新。為怕三旬提甕苦,一時斂手對農春。”此詩用幽默的筆調傳達了惜花之情,亦顯園主護物之深心。春色雖宜賞玩,但也容易觸動女性的傷春感喟。葉小紈途經舊園,觸景生情,于《臨江仙·經東園故居》一詞中吟詠:“探得春回春已暮,枝頭累累青梅。年光一瞬最堪哀。浮云隨逝水,殘照上荒臺。”詞中既有對春光易逝和物是人非的敏銳體察,也融入了對歲月無常和舊居寂寥的深切追思。
女性的夏日園林詩多以消夏和納涼為主題,常以組詩形式呈現,每首詠寫一種消暑方式,靈動地勾勒了宅園中怡情養性的日常圖景。劉蕓階的《消夏八詠》即鋪陳了8種逸樂,靈動展現士紳女性于夏日閑情中的審美趣味與生活格調:把釣(“曲曲池塘淺淺洲,荷香竹影一竿收”)、彈琴(“半庭修竹半庭陰,琴榻蕭然物外心”)、采蓮(“幾日前頭女伴邀,邀來曲港蕩蘭橈”)、著棋(“閑人愛領忙中趣,置得楸枰對客彈”)、對酒(“綠藤陰下夢騰處,那管人間熱惱場”)、煮茗(“詩已能清還嗜飲,知他陸羽是神仙”)、觀畫(“炎天怕受登臨苦,聊向匡床作臥游”)與品香(“購得新來海外香,曲屏深處試焚將”)。
女詩人所詠之活動,也因年歲與家境殊異而風貌迥然。歸懋儀曾作《平遠山房消夏八詠》,她一方面慨嘆“中年苦多疾,刀圭貯滿籠”(《曬藥》)與“家貧食指繁,聊用雜齏腐”(《造醬》)之清苦現實;另一方面亦在勞作中寄寓詩思,“纏綿乃如許,譬諸下筆時”(《繅絲》),體察勞動婦女的日常,“農婦競提筐,村兒學騎馬”(《插秧》)。身為士紳之女,歸氏仍具這一階層的生活品位,善以詩化語言賦予尋常消暑之事以審美意涵,如“驚走盤中珠,化做波心月”(《折荷》),“寒光凝太陰,冷氣逼亭障”(《買冰》),“并刀剖紅玉,消此炎日永”(《浮瓜》),“金剪修綠筠,玉泉灌碧筒”(《洗竹》),于清淡生活中自鑄詩境,透顯出安貧樂道的氣象。
在士紳階層女性的消夏詩中,炎炎夏日化作荷風蟬語中的靜美時光,也成為心境與物境相契的園林意象。
女性的秋季園林詩乃感懷與豐收并存之境。對行動受限的閨秀而言,園林所建構的小天地恰可寄托情思。不同于文人詩中每以秋意寄哀的傳統筆調,不少女詩人樂于摹寫秋園的清朗與生機,于靜美中見豐盈,于清涼中得溫意。席佩蘭的《秋院》有言:“更喜夜涼涼似水,白云綠樹自為鄰。”語淡而情深,于夜色與自然之間,流轉出園居心境的澄澈安然。又有孫瑩培園中賞菊,時值秋雨初霽,周、劉、鄭、孫四夫人造訪園中,情致盎然,遂題詩曰“明月同杯須見性,好花相對莫悲秋”,將秋園賞花、邀月、對酌化作一場女性間的心靈會晤,這場造訪既有自然之美,更有情誼之暖。由此,私人園林成為士紳階層女性跨家族社交往來的文化空間與精神棲境。
冬季園林詩雖為數不多,但不乏佳構。其內容大致可分為三類:一為詠寒梅之孤芳與堅貞,二為寄親友情思之殷切,三為抒離鄉遷徙之感懷。這些詩各臻其妙,從不同側面拓展了園林冬景的審美想象。
四時之中,女性常在園中舉行節慶活動,或表達團圓之喜,或追憶昔人往事。如徐熙珍的《園中元夕張燈紀事》、沈善寶的《上巳與李倚香四姊同游也園》、竇蘭軒的《端節與桂園感舊》、薛紹徽的《張家園七夕會》和趙桂枝的《重陽后五日東園行》等,都是農歷節日的園林詩。這些詩作勾勒出一部女性視角的“園居日歷”,既有對時序流轉的敏銳體察,也有對人事冷暖的詩意升華;同時,園林也被賦予節慶典禮、親友交游、家族聚會等多重文化功能,成為女性社會建構的重要文化空間。
園中雅集
園林不僅是女性日常起居之所,也是她們藝術實踐的重要空間。張藻的《春日小園讀書作》正是當時士紳階層女性園居生活的寫照。對于張藻這類受過良好詩文教育的才女而言,園林的意義并不限于花木亭臺的感官享受,更在于它能在文化想象中激發詩思。才女們在園中讀書臨帖、吟詩作畫和對弈清談,構筑出文雅自足、心游萬仞的精神意境。
欣賞戲曲也是明清女性園居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金縷曲:徐園隨繹如聽昆曲》中,薛紹徽記述了她在友人園中聆聽《長生殿》《桃花扇》等名曲的感觸。明清時期,昆曲、黃梅戲、京劇等多種戲曲形式日漸繁盛,女詩人們不僅描摹了戲中的婉轉曲調與纏綿情節,也記錄了觀戲時的所感所思,將舞臺上的虛擬情境化為個人情感的共鳴。園墻之內,戲聲裊裊,庭院空間不啻女性審美想象與文化修養交融的回音壁。
除了各自創作詩文之外,士紳階層女性也常與夫婿、親友創作“聯句”。此類詩作不僅加深了參與者之間的情感聯系,也使多種視角融匯于同一詩篇。在此互動過程中,女詩人既是作者,也是讀者與回應者,其詩人身份因此得以拓展與深化。鮑之蕙與其夫張鉉以《夏日園居即事》為題共作的4首聯句正是佳例。詩中兩人分別以各自的字“茝香”“舸齋”署名分題,往返酬答。第二首聯句曰:“開卷連朝俗慮忘(舸),愔愔深院晝偏長。蠅蚊作陣乘時出(茝),草木非花過雨香。悅我心情還仗酒(舸),醫人貧病竟無方。大裘廣廈誰能任(茝),萬物浮生夢一場(舸)。”
此詩作于荒年。張鉉雖未親歷饑饉之苦,卻深感黎庶之艱。鮑之蕙敏銳地體察到夫君的心憂,在聯句中代他傾吐“醫人貧病竟無方”的哀痛,進而揭示了饑荒背后的無力與悲愴。她對園中蟲蠅草木的描摹激發其夫“萬物浮生夢一場”的慨嘆,使兩人情感與詩思交匯升華。此類聯句創作不僅促進了家庭內部的互動,也體現出女性在文本建構中的想象力與能動性。
至清中葉,女性的園林雅集已蔚然成風,最具代表性的是蕉園詩社與碧城仙館女弟子群體。前者創立于17世紀末,社中才媛以杭州的蕉園、西湖諸地為集會之所,吟詠抒懷。18世紀,袁枚廣收女弟子數十人,開風氣之先,使一群無親緣關系的女性得以集體性公開進入士人文壇。其后陳文述亦延續其風,門下女弟子達44人,兼擅詩、書、畫三藝,多為閨中翹楚。其弟子吳藻在《翠淥園》中以“隆中風月真名士,林下煙霞彼美人”一聯,妙合古今,以諸葛之風月比閨秀之英姿,不僅肯定了女性才情之卓絕,亦將園林視作可彰顯女性精神風貌的文化空間。
從讀書觀戲到聯句詩會,女性在園林空間中的文學活動形式愈趨多元。這些園林詩的主題不僅塑造了明清女詩人的審美想象,更使園林轉化為女性表達自我、認同身份及與同道共鳴的空間。
園林送別
在中國詩歌傳統中,送別詩占有重要一席。正如唐人擅長以詩歌托寄友情,明清女性也廣泛涉獵此題材。不同于男性詩人常在江邊、城門、名勝古跡等公共空間送別,女性詩人往往在自家庭園中餞行。
在女性送別詩中,園中花木常成為抒發離情的重要媒介。沈善寶在《留別也園》(其二)中營構出情意綿邈的園中送別空間。此詩為唱和閨友劉嘉蔭、張學圃贈別之作,其中第三聯“愧無彩筆酬云錦,剩有詩魂伴海棠”,以云錦與海棠比喻友人詩作之華美,既含深情贊譽,亦寓自謙之意,展現了女性詩人情懷與文辭的修養。尤為動人者是尾聯“殷勤更向花神祝,珍重東風護眾芳”,詩人以“花神”與“眾芳”寄喻女性,表達對友人及自身的殷殷祝愿。此類以植物隱喻女性情誼的詩,在男性送別詩中甚為罕見,顯示出女性詩人在傳統題材中開拓的性別維度。
女性園林送別詩,還在內容與情感維度上拓展傳統題材。相較于男性詩人多聚焦于友人或愛人間的分別,女性詩人則常以親人離別為題,如父母、兄弟、姐妹、子女,也不乏對男性師長的敬別之作。這種多向度的人際感受,顯示了女性更寬綽而細膩的情感。園中花木草石不再只是自然景物,而成為喚起記憶和傳遞思念的載體,承載著離別者之間的共鳴與回憶。
送別不止于一瞬離情,更是一次深植記憶、回望生命的感懷。女性園林送別詩中最強烈的情感維系源于對往昔的追憶。園中的四時流轉象征著人生變幻與歷史變遷,因此,園景空間的建構常成為記憶的感發之源。如甘立媃以《憶昔》12首絕句紀念早逝夫君徐曰呂,字字情切,逐首回溯夫妻共度的溫柔歲月。其中第五首追述了二人雨后同賞園中花事,既凸顯園林在家庭生活和精神契合上的重要性,也使園林成為承載哀思的詩意場域。
游歷遺跡或探訪荒園,常能喚起女詩人對歷史興替與人世滄桑的吟詠。如錢鳳綸在《玉津園懷古》中借詠西湖舊跡隱喻明室王氣衰竭,沉郁悲愴。又如方云卿《琵琶亭懷古》一詩借白居易《琵琶行》詩境,于亭臺之間追思前賢舊事。詩人將自身情感融入歷史語境:“亭中亦有悲秋客,明月沉江事委塵。鳥雀南飛夜已分,大江東去水如云。蕭條異代空惆悵,一片秋聲不可聞。”詩人自況為“悲秋客”,于夜色漸沉之際目送鳥雀南飛和江水浩蕩,抒發對生命流轉的感懷。尾聯營造出萬籟俱寂的氛圍,引導讀者由外部景物轉向詩人面對朝代更迭而嘆息的歷史幽思。通過再造“琵琶亭”的審美想象,方云卿在詩境與庭院空間的交融中投射了情感、記憶與文化的多重交匯。
園隱之志
“隱”作為一種文化理想,起于先秦,歷經諸朝演繹,逐漸成為中國傳統士人精神氣質中的核心范疇之一。盡管“隱”的具體內涵因時而異,但作為一種審美象征,它常寓意著超脫仕途、回歸自然,以追求精神的自由。明清時期,“隱”的外延拓展,性別成為一個尤為顯著的維度,越來越多的女性借助園林抒發對于“隱”的體認與實踐。
具體而言,自晚明起,造園風尚盛行,“園隱”的生活方式也隨之流行。男性文人視園林為微縮的自然空間,通過造園、居園、賦園等活動,實現與出仕相對且面向私人領域的歸隱。另一方面,對于棲居內室的女性而言,園林是她們扮演妻、母、媳等社會角色的“家庭職場”。因此,盡管女性在文化傳統上被邊緣化于仕途之外,長久以來缺席于“隱”文化的主體,但明清女性還是借助園林空間建構相關的書寫,表達深藏內心的隱逸之志,追尋精神的超脫。
女詩人通過兩種策略塑造了獨特的“女隱者”形象。
第一種策略,是借用“偕隱”的概念表達與夫婿共隱的愿望,巧妙地挪用男性文人的園隱傳統?;诜蚱薰灿械碾[居理想,女詩人把婚姻關系與園隱理想相互嵌合。這一策略的典型例證見于杭州“偕隱園”的命名與題詠。該園名即寓“夫婦偕隱”之意,頗具象征色彩。蕉園詩社的推動者顧若璞曾造訪此園,以清婉的筆調寫下《秋日過偕隱園》一詩,既書寫游園的閑適恬淡,也借此園名暗喻其歸隱之志。又如明代才女陸卿子與其夫趙宦光在蘇州筑寒山別業,以為退居之所。清初學者朱彝尊以“偕隱”贊其高義,稱曰:“夫婦偕隱寒山。”陸氏工詩賦且擅挽詞,其詩文集《考槃集》《玄芝集》二書名皆含隱逸意涵:“考槃”典出《詩經》,指隱者山居之樂;“玄芝”則指古人所信的延年仙草,寓長生與出塵之愿。陸詩收入《名媛詩歸》,鐘惺評曰“妙似寒山詩”,將其與唐代高僧寒山并列。由此,陸趙伉儷成為明清之際園隱踐履與夫妻偕隱的典范,建構了一方性別互文且文德兼美的隱逸圖景。
第二種策略,是進一步區分園居與山居的差異,借“向往山林”表達全面抽離現實家庭生活的愿望。與“偕隱”書寫中對婚姻家庭生活的認同相異,此類詩作有意拒絕妻、母、媳等社會身份,力圖在審美想象中獲得心靈的隱逸。陳德懿是此類女隱者的代表,其《書懷》一詩直言自身不適于儒家禮教下的角色:“游宦江湖已有年,歸來晦跡愛林泉。自知學道疏人事,每為搜詩減夜眠。閉戶欲尋芳草地,卷簾愁對杏花天。肯將俗事縈懷抱,須向山中作女仙。”
作為士大夫之妻,陳德懿受困于日常倫理之中,但通過搜詩勤修,她在“人事”和“學道”之間追索精神超然的可能。在《閩山道中》里,她再次直抒對隱逸山林的向往:“平生頗有山林癖,欲向溪邊結草堂。”此種山林情結的隱意,不同于傳統詩文中的“歸田”或“優游”,而是深植于性別角色困境的內在掙扎。俗務與志節之間的抗衡,磨礪出不改心志的女性心靈寫作,由此成就了一位拒絕妥協且深具哲思的女隱者形象。
在女性以“隱”為主題的園林詩中,“隱”不是避世出仕的退讓,而是審美想象對社會規約的柔性抗衡。這一主題開啟了女性自我吟詠的新路徑,更使“隱”這一原本為男性專屬的文化理想獲得了女性的詮釋與詩意的延展。
明清女性的園林詩繪構出一幅有別于男性文人作品的藝術圖像,這亦轉化為她們審慎而有力的歷史回響——既貼近生活,又通向詩性審美的深層維度;既是個人體驗的抒發,也是集體記憶的建構。毋庸置疑,女性園林詩彰顯了女性的審美想象創造力與建構園林空間的藝術感知力,是中國古代文學譜系中的瑰麗寶藏。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作者:王越凡,系《中國文學與文化》期刊執行副主編)
編輯:li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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