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國正式部署啟動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這是繼黃河、長城、大運河、長征四大國家文化公園之后，又一國家文化公園拉開帷幕。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范圍綜合考慮長江干流區域和長江經濟帶區域，涉及1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這樣一個宏大的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意義何在？武漢如何利用自身文化資源優勢打造出特色鮮明的文化精品？長江日報記者就此專訪了廈門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系教授、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彭兆榮。

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彭兆榮。

　　作為國家重大課題《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系探索研究》首席專家，彭兆榮曾代表中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參與制定《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遴選標準草案》。數十年來，他還在國內率先倡導人類學與遺產研究、旅游人類學、飲食人類學、藝術遺產等新興及應用學科領域的探索。

　　國家文化公園

　　以“文化”為核心價值

　　已經建設的黃河、長城、大運河、長征四大國家文化公園對于中華民族而言，是文明的起源、歷史的鑒證、文化的瑰寶和紅色的線路，而即將建設的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更是集文明起源、歷史鑒證、文化瑰寶、紅色傳承等諸多要素于一體。彭兆榮認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和必須包含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這是建立國家文化公園的歷史語境。而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就是特定歷史語境中的“傳統發明”——將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連續性價值灌注于公共活動或文化遺產中，使“傳統”得以在特定語境中延續性地發揮作用。

　　相較于世界上常見的國家（自然）公園、國家歷史（遺址）公園，國家文化公園可謂中國獨創。彭兆榮解釋說，顧名思義，它們以“文化”為核心價值。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是美國黃石公園，1872年3月1日正式命名。經過近150年的摸索和發展，美國黃石公園形成模式向世界推廣。

　　他說，中國建設國家文化公園，正是在國家（自然）公園、國家歷史（遺址）公園等模式之外，探索一種符合“文化”公園特質的“中國范式”。我國歷史悠久、文化遺產豐厚，國家公園的“文化”特性正是從理念、形制、技藝上對傳統繼承的創新。

　　國家文化公園

　　都包含“線路遺產”元素

　　彭兆榮分析了已建和將建的五大國家文化公園的特質特征，認為它們的一個共同特點是重視對“線路遺產”的發掘。

　　“線路遺產”核心是“線路文化”，以某種“線路”為媒介形成了歷史上的文化交流帶。彭兆榮認為，“線路遺產”文化的核心在于交流、采借、學習和互惠，“文化線路”具有跨域性和全球性。可以說，今天的全球化正是“文化線路”交流的產物。

　　“線路遺產”正是通過“線路”將不同的空間重新組合成為新格局的過程。彭兆榮說，從古到今，“文化線路”永不停歇。“線路遺產”是在以往“點狀”遺產的基礎上推進的“線性”遺產，并驅動“帶狀”的協作與發展。作為文化遺產，“線路遺產”已經從“點面的”“靜態的”“歷史的”“有形的”“經典的”擴大到點線面結合、靜態與動態結合、古代與近代結合、有形與無形結合、經典與日常結合的類型范圍。我國的國家文化公園都包含著“線路遺產”元素，如何做好“線路”的文章也成為考察國家文化公園是否成功的重要方面。

　　武漢人文和自然稟賦雙優

　　對長江文化有特殊貢獻

　　武漢位于長江中游，上接巴蜀，下聯吳越，襟百流而帶千湖，九省通衢，在長江流域具有特殊的歷史和現實地位，“線路遺產”資源也極為豐富。彭兆榮說，武漢擁有大江大湖，人文和自然稟賦雙優，體現出“天文—地文—水文—人文”的和諧統一。武漢對長江文化有特殊貢獻，在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要特別重視對“線路遺產”的發掘、保護、整理，著力呈現文化遺產的交流特性，形成文化遺產的多樣性，包括不同類型的文化。

　　從新石器時代長江中游稻作文化的起源到盤龍城商代文明的南擴，從先秦楚文化的璀璨到明清農業商業文化的勃興，從近代工業化、國際化的交匯到當前長江經濟帶“一軸、兩翼、三極、多點”的格局，彭兆榮細數武漢的“線路遺產”，無不以有形的要素凸顯了跨地區、國際性的交流和多維度對話，以及沿線不同時空中的互動。這是武漢豐富的文化生態資源，也是難得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簇”。國家文化公園就在這樣繁星點點、花團錦簇中成就其“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