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伯杰院士解讀“十四五”國土空間生態修復思路
傅伯杰 中國科學院院士,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人文與科學院外籍院士,英國愛丁堡皇家學會外籍院士。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國際地理聯合會副主席。從事綜合自然地理學和景觀生態學研究,在土地利用與生態過程、景觀格局與生態系統服務優化等方面取得了系統成果。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和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洪堡獎章等。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提出,要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在這一發展進程中,國土空間生態修復將沿著怎樣的方向推進?如何因地制宜制定生態保護修復策略?針對這些問題,《閎議》訪談節目組專訪了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傅伯杰。
記者:“十四五”期間構筑國家生態安全,應如何從國土空間角度布局?
傅伯杰:生態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經濟安全和社會安全的基礎。
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了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筑牢國家生態安全屏障,就是要構建國土生態安全格局,國土生態安全格局包括了生態、生產和生活空間如何合理布局。
我國在“十一五”期間構筑了“兩屏三帶”國家生態安全格局的基本構架。“兩屏”包括青藏高原生態屏障和黃土高原—川滇生態屏障;“三帶”指的是東北森林帶、南方丘陵山地帶,以及北方防沙帶。在未來的規劃中,我們應根據我國自然地理格局和生態特征,在“兩屏三帶”基礎上構筑更加切合生態安全保護的“四屏四帶”格局。
黃土高原—川滇生態屏障在自然地理和生態區劃上不是一個整體,特征和生態功能也不一樣。應將其分開,川滇生態屏障歸入青藏高原生態屏障,黃土高原建成是水土保持生態帶。此外,北方的防沙帶應從內蒙古東部延伸到新疆西部,它既有防風固沙功能,也有生物多樣性和水源涵養功能,是綜合性的生態功能帶,應該叫北方生態屏障。秦嶺一線是我國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線,具有重要的生態屏障功能,應建立秦嶺-大別山生態屏障,加強其生態保護與恢復。
在長江流域,應該以水資源和水環境保護為主,建立長江中下游水體和濕地生態保護帶。同理,在海岸帶地區也應該建立海岸帶生態保護帶。
隨著進一步的生態修復和保護,以及生態系統質量的提高,我們建議可以沿著燕山—太行山山脈,建設由北到南的森林生態廊道,把有關生態帶、生態屏障串聯起來。同時,隨著我國北方農牧交錯帶—南方喀斯特地區的生態修復和保護,也可以形成另一個南北生態廊道。另外,建議沿京杭大運河兩側構筑50—100米的森林、灌木以及草地組成的綠帶,形成南北人工植被生態廊道。
通過以上布局形成幾個不同的生態廊道,構筑“四屏四帶”和三個廊道,形成網絡化的國家生態安全格局。
記者:請您談一談“十四五”期間,我國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思路。
傅伯杰:“十四五”期間,我國國土生態修復思路應該整體規劃、統一部署、系統治理和精準施策,進一步提升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和質量。
我國大規模的生態修復是從2000年開始。20年來,生態系統無論是從質量,還是森林覆蓋率都得到了一定提升。
在“十四五”期間,首先要把國土空間進行整體規劃和分類,理清哪些是屬于利用的區域,哪些是屬于保護的區域,哪些是屬于修復的區域,這樣明確之后再來進行系統治理。要從流域的尺度、區域的角度考慮山水林田湖草和人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系統分析和診斷問題,提出系統的解決方案。
要精準施策,對于過去退化比較嚴重的類型,通過人工修復來使它盡快扭轉退化態勢,恢復到初期階段。對于退化程度不是很嚴重的情況,應在人工輔助的修復基礎上讓其達到自然的修復。把各個自然資源要素(山水林田湖草)、各類生態系統(森林、草地、農田、城市生態系統)納入到一起,考慮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系統修復。將破壞程度與恢復機理和政策結合起來,逐漸達到人與環境協調、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和諧的生態修復新階段。
記者:如何因地制宜制定生態保護修復策略?
傅伯杰:因地制宜首先要分析每一個區域類型的自然環境特征和社會經濟特點。包括氣候狀況、水分狀況、地形以及區域的人口狀況。同時將這些自然環境與相應的社會經濟條件做整體分析,來決定采用什么樣的修復方式、達到什么樣的修復目的。最終讓其接近于自然狀態的生態系統。
陸地生態系統的修復不是越綠越好,生態修復不僅僅是造林和一系列的修復工程。生態保護修復途徑有多種形式,一種是保護起來讓它自然修復,使其適應自然條件發揮長期的穩定生態功能;其他還包括通過人工輔助修復或生態重建的方式。比如,在干旱地區不是種樹種得越多越好,必須要考慮到氣候條件,如果大范圍種樹,有可能使徑流和土壤含水量下降,形成“小老頭樹”,造成“年年種樹不見樹”。
所以,生態恢復一定要因地制宜,宜草則草,宜林則林,宜荒則荒。
記者: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智能化工具在未來的國土空間生態修復中將發揮怎樣的作用?
傅伯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國土空間生態修復中有著重要作用。它包括了國土空間規劃,在科學技術的幫助下,我們可以用相應的生態知識和地理知識進行分析和規劃。
高新技術發展對生態文明建設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比如人工智能和大數據,以及航天技術、定位系統等,我們利用這些技術進行數據收集、分析,從而幫助科學家了解人為的干擾活動如何造成了生態退化,了解生態系統的退化規律和機理。
通過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的方法,能夠在復雜的過程中找出規律。具體來說,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用上了北斗衛星系統準確定位生態恢復狀況,通過觀測生態恢復狀況,觀察野生動物的遷徙、活動、范圍,以及提出相應辦法來進行更好地保護。
地理信息系統(GIS)技術、對地觀測技術和大數據分析等技術為今后國土空間生態修復和生態文明建設插上新的翅膀。生態文明建設將進入智慧生態、智慧環保的時代。
傅伯杰 中國科學院院士,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人文與科學院外籍院士,英國愛丁堡皇家學會外籍院士。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國際地理聯合會副主席。從事綜合自然地理學和景觀生態學研究,在土地利用與生態過程、景觀格局與生態系統服務優化等方面取得了系統成果。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和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洪堡獎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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