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改變了我們生活的方式。整個社會和工業將受到長期而顯著的震蕩，其中許多必然會影響我們設計建筑和城市的方式。在過去的幾周內，福斯特事務所的城市設計隊伍在探索近期城市規劃的快速發展將如何影響和塑造倫敦和世界上其他城市的未來。

　　挑戰和機遇
　　僅僅幾個月之前，席卷社會、經濟和政治領域的變化還被認為是不可想象的：社會隔離，在家工作和學習，以及每日政治簡訊的科學導言。盡管一些緊急措施將在疫情平穩后縮減，另一些將會在可預見的未來內持續發揮作用。由于對疫情的回應現在進入了下一個階段，我們正在探索如何駕馭此次危機，為社會帶來積極的改變。帶著對我們的家庭城市的特別關注，我們將粗略地描繪三個幫助倫敦度過新冠肺炎并在疫情即將結束時繁榮起來的戰略。

　　病毒傳染病對倫敦而言并不陌生。十六十七世紀出現了多次瘟疫蔓延全城的情況，接著是特別嚴重的1854年 Broad Street霍亂大爆發。在1918年災難性的西班牙流感爆發之后，這座城市有一個世紀未遭受任何嚴重的傳染病影響。但高達890萬的人口密度為病毒創造了絕佳的溫床。所以此時此地我們又重蹈覆轍，只是這次有了現代及其和電子技術來幫助我們抵抗病毒。有條件的人從城市逃往鄉村以尋求安全的距離，根據最新數據，他們大約有25萬，占總人口的2.8%。剩下的人在公共場合必須保持12㎡的社會距離——這對大多數人來說過于嚴格，對大多數基礎工種完全無法實現。

　　全世界在封鎖期間采取的許多預防措施挑戰了城市最重要的基礎，以及我們作為城市設計和規劃者的的雄心。我們通常設計公共空間以促進人群集聚。然而，新方針禁止家庭之外的社會活動。我們通常認可公共交通的重要性。然而，我們看到倫敦交通局禁止除基礎工人外的一切人員使用地鐵和公共汽車。我們通常贊美當地的主要街道以及充滿活力的市場。然而，這次的危機促進了零售業向線上轉移，未來主要街道的經營前景堪憂。盡管談論新冠疫情之后的新常態還為時過早，我們相信這是一個催化我們建成環境積極轉型的機會。

　　花園街道
　　從衛星圖上看，倫敦的植被十分繁茂，約有800平方千米的綠地。然而，其中只有26%向公眾開放，另外36％關在私家花園里，剩下的則大部分則被封鎖起來，作為農業用地。這次的傳染病凸顯了這種空間上的不平等：在擁有私家花園的人和沒有私家花園的人之間，在易于進入公共綠地的人和住所遠離公共綠地的人之間。一個補救這種可達性上的不平等的方法是收回汽車的空間，將它們交還給人們。19世紀末的花園城市運動旨在結合自然的健康功效和城市的便捷生活。如果倫敦從花園城市指南中解脫出來，將它的街道變為圍繞住宅的微型綠帶，會怎么樣呢？在日本，醫生經常為某些特定疾病開出在自然中度過一段時間的藥方，這種治療方式越來越多的被關于親生命性（biophilia）的科學和它對身心健康無數的益處所支持。為倫敦居民提供更加綠色、安全、友善的，以及更進一步，更加健康的街道，必將減輕國家醫療服務體系的壓力。

　　居住在一個像倫敦這樣房價高昂的城市，是以私人空間為代價換取公共空間。我們中的許多人為了使住所靠近首都中最受歡迎的幾個地點，生活在鞋盒般的公寓中。但在封鎖期間居住在倫敦，意味著被剝奪了這些帶給我們社會安慰、使我們離開狹小的家獲得短暫休息的博物館、餐廳、音樂廳和俱樂部。然而，這些美好的室內場所的關閉也使我們發現了自家門前美好的室外場所。近期，CityLab 號召全球人民創造關于他們隔離期間的生活的地圖。這些從世界各地的城市寄來的手繪地圖中一個經常出現的主題是當地的公園和陰翳的街道。建筑看起來幾乎消失了，它們的消隱顯示出的正是這些街道、花園和公園。

　　21世紀以來，城市越來越多地將投資放在人而非汽車上。僅舉幾例，如巴黎海灘，塞納河沿岸的季節性人工沙灘；墨西哥城的改革大道，每周末騎行者優先通行；以及紐約的時代廣場，現在有一個永久性的行人廣場。除了這些引人注目的城市項目，需要的是對住區街道層級的小尺度策略性干預給予更多分散的投資。當然，并非所有街道都是平等的，一些比其他的更易于改造。決定哪條社區街道可以被改造需要系統性的篩選過程，考慮交通流線模式，與綠色基礎設施的距離，以及社區的需求。

　　現成的案例研究，比如德比郡口袋公園和梵高步道（VanGogh Walk）證明了城市針灸——在建成肌理中進行的小規模策略性的干預——擁有造成巨大影響的潛力。盡管社區感這種質量上的好處很難量化，對1995年致死的芝加哥熱浪具有開創性的社會學分析發現，社會隔離是死者共同的特點，而強有力的社區支持——在多年來的門廊閑談和街區派對中培養鞏固——確實拯救了生命。如今我們有應用程序和社區援助小組以強化社區感，但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場所——公有的前院而非停車位——在那里鄰里可以聚集，孩子可以玩耍。

　　主動出行
　　在倫敦，平均的通勤時間是單程42分鐘。一個平均壽命的倫敦人花費整整一年在交通上，總行程超過225000千米——相當于繞赤道5.5周。在封鎖之前，倫敦35.5%的行程依賴公共交通，37%使用私人機動交通，25%的出行者選擇步行，而只有2.5%選擇騎行。盡管封鎖之后倫敦路上交通減少了85%，汽車租賃量明顯增加。這說明那些害怕在公共交通中感染病毒的人帶來了汽車通勤量的上升。這個潮流威脅到限制城市內由汽車交通產生的空氣污染的長期努力。由于公共交通會繼續成為出行者不安的來源，合理的解決方式是投資人行道和騎行的基礎設施。

　　被當地和中央政府的應急能力鼓舞，全世界的城市正在拓寬自行車道和人行道：隔離以來，巴黎增加了650千米的自行車道，利馬（Lima）增加了300千米，紐約增加了64千米。類似的，盡管更為謹慎，全英國都在推出措施，包括道路封鎖、限速、快閃自行車道和更寬敞的人行道。在2016年，倫敦認命了第一任步行和騎行委員，標志著這個個城市已經朝著“兩條腿和兩個輪子勝過四個輪子”的戰略前進。而目前的危機為加速這個變化提供了史無前例的良機。倫敦市長和倫敦交通局最近公布了他們的“倫敦街景”項目，將迅速改造倫敦街道以適應隔離解除后可能出現的騎行量十倍增長和步行量五倍增長。政府還許諾投資20億英鎊來發展主動出行。

　　識別合適的路徑是一個有挑戰性的任務，因為出行規律和交通模式可能發生轉變。設計者需要遵從當地權威的意見，以識別適于創新性再利用的街道。同時，鑒于政府的開放數據政策，我們可以挖掘上百個數據庫，從而建立對當前基礎設施更全面的理解，并設想出將街道多目的化以適應主動出行的創新性解決方案。

　　例如，由倫敦大學學院巴特萊特建筑學院的Nicolas Palominos博士研究員創造的可自由進出的街景名稱數據庫，允許我們放大一個典型的倫敦住區街道，找出回收沒有被充分使用的停車空間的可能方式。如今，一般的住區街道為機動車提供三分之二的寬度，只留下三分之一給行人。兩條狹窄的人行道與車道并行，本應該是前院的地方往往無法使用，很多這樣的空間被垃圾桶占據。我們的期望是，街道被轉化為社區空間，一個公共場地而非一條貫通的路徑。一體化的停車創造了優先考慮步行和騎行的機會，被收回的土地能夠被用于創造有更多植物、休憩機會和一個能夠解放前院的集中式垃圾槽的地方。當然，首都中沒有兩條相同的道路，每條道路都應該得到一個定制化的設計反饋。但政策、數據庫和設計工具已做好準備來迎接這個挑戰。

　　重構主要街道
　　在倫敦，平方英里和西敏市僅占據1.5%的土地，卻提供了首都25%的工作。僅僅是這兩個區域的權威機構就提供了多達當地居民人數7.5倍的工作，這解釋了日常通勤時人們涌入這兩個工作中心的擁擠狀況。在2019年，英國在家辦公的人口比例只有5%。現在，由于對新冠病毒危機史無前例的回應，這個數字達到了50%。有理由說，向在家工作漸進式的演化已變為一場在家工作的革命。勞動力向這些集中辦公場所的回歸將會是一個緩慢而艱難的過程。它甚至或許永遠不會完成，因為在家工作的可能性對員工和雇主而言都變得更有吸引力。

　　將視線放回1943年，倫敦議會指定規劃師Patrick Abercrombie和John Henry Forshaw研發一個幫助倫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重建的計劃。他們的“倫敦社會和功能分析”仍然是倫敦最具標志性的地圖之一。這張地圖將倫敦描繪為社區的聚合體，每個社區都由一條作為商業中心的主要街道所界定。這些主要街道大部分保存至今。然而，許多主要街道遭遇了顧客行為的轉變，威脅不僅來自網絡零售商的興起，也來自倫敦西區零售集聚和新建的購物中心。盡管倫敦大多數著名的零售街道能夠從所有權或管理結構的一體化中受益，這幫助它們在一個更具挑戰性的世界中存活下來，房屋出租（to-let）標識在全國許多更小的主要街道上已經隨處可見。

　　在傳染病迫使主要街道上除了食品店和藥店的商鋪關閉之時，與此相伴的在家工作的革命可以成為使當地主要街道煥發活力的催化劑。在整個首都，38%倫敦人的住所距離主要街道只有不超過3分鐘的步行路程。還有更多人只需5或10分鐘舒適的步行，或一小段騎行就可以到達主要街道。主要街道上空置的房產可以成為社區聯合辦公空間或其他支持功能的溫床，提供一個十分必要的不同于在家工作的情景。基于一個由我們自己的同事開展的研究，顯然，許多人會選擇更加彈性化的工作條件，允許他們在家或在離家很近的聯合工作空間工作。在住宅建筑適配于我們的新型彈性化工作狀況之前，一個小規模聯合工作空間的發散網絡可以成為新的主要街道旗艦店，允許居民在當地工作和娛樂。這也將一定程度上促進乏善可陳的住區飛地和骯臟的主要道路轉化為充滿生機的混合用途的鄰里社區。

　　浴火重生
　　縱觀歷史，倫敦曾被大火吞噬，遭瘟疫肆虐，在戰爭中被轟炸，這一切只是讓它變得更加強大和堅韌。1666年的倫敦大火的灰燼中，誕生了一個被磚、灰漿和石頭武裝的城市。1848年的霍亂帶來了公共衛生方面的重要進步，并給了我們沿用至今的Joseph Bazalgette的下水道系統。許多有公共重要性的建筑填充了二戰轟炸中留下的彈坑，例如南岸中心的皇家節日音樂廳，以及巴比肯的混合用途社區和機構，引領了全城范圍內市民和文化的復興。

　　危機和災難使我們集中精力，強化了我們保護生命的使命，并在這個過程中改善了生活的質量。我們現在需要的是良好的治理和政策，使這些進步的變化得以發生。然后，設計者可以朝著更加健康的街道，重新煥發活力的主要商業街，以及適應性更強的社區的目標重新設想和設計我們的城市。關于降低我們工作、購物和就餐的場所的人口密度的討論在未來的幾星期乃至幾個月都會持續出現，重要的是不能將城市作為替罪羊。我們必須記住，比倫敦人口密度更高的城市，例如東京和首爾，都挺過了最糟糕的危機，而一些人口密度相對較低的城市，例如意大利北部，受到了更嚴重的損害。找出這種不一致的根源或許需要很多年，但我們絕不能將這些年月浪費在漫不經心地妖魔化人口密度和貶低城市上。城市是，并且永遠是進步的發動機，是創新和創造力扎根的場所。對新冠疫情的回應對倫敦和世界上許多其他城市而言是有分水嶺意義的時刻。就像曾經的危機那樣，我們相信倫敦會在其他方面顯得更強，因為這里大量人才將會把挑戰轉化為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