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危機帶來眾多挑戰，但同時也為風景園林師提供了建造更合理的城市和綠色空間的機遇。

　　作為一個不開車的洛杉磯居民，漫步和騎自行車瀏覽這座城總讓我感到自己獨占了整個城市。

　　但在最近兩個月，洛杉磯人如斑點般占據了街道——就好像他們第一次發現他們不用汽車就可以探索這座城市。盡管城市中大多數海灘和特定路線被關閉（后來它們重新開放），我注意到洛杉磯河成為了保持社交距離的人群聚集的新“地點”。在一個缺乏充足公園的城市里，人們將任何草皮和人行道——無論是一個小學的院子、一條交通分隔帶還是停車場旁邊的一小片混凝土——轉變成瘋狂之中的一塊喘息之地。

　　在病毒流行期間，公共空間明顯有了契機。上個月，奧克蘭、西雅圖、洛杉磯和密爾沃基均宣布了野心勃勃的街道重新開放計劃，即創造更多滿足特定社交距離的娛樂空間與設施。

　　公園、廣場以及其他戶外城市資產不再被認為是多余的，它們的必要性終于被認可，它們背后的策劃者也是如此。自大流行開始以來，風景園林成為已經擺好姿態面對低迷的建筑、工程和建造行業中少有的持有審慎的樂觀態度的領域。

　　Metropolis與風景園林筑行業的領軍人物進行了會談以探討他們是如何處理和應對公共健康危機的。以下是他們當下正在考慮的一些主題和看法。

　　對社區和公眾參與的再思考

　　今年三月，在危機出現以及就地避難（shelter-in-place）策略廣泛實施不久之后，一個由風景園林及城市規劃公司構成的非正式組織網絡——包括Agency L+P、Asakura Robinson、City Architecture、OHM Advisors、NSpiregreen和Interboro——聚集起來，試圖厘清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間實行重要且敏感的公眾參與的意義。該小組一直在探討如何在可預見的未來將社區咨詢和參與、公眾集會、協同設計會議以及設計專家研討會轉移到數字平臺上。

　　這場危機催化了一場遲來的風景園林師和規劃師用以收集居民意見的工具的轉變，而這些工具一直以來是協同設計的基礎。這個領域過長時間依賴于有著固有偏差的社區參與方式和方法。 “公眾集會從未真正兼容各方意見”，來自Agency L+P 的Brie Hensold 如此說道。她提到景觀建筑師能夠通過使用數字化及其他工具來擴展對話范圍并與所在地的民眾進行接觸，從而使得公眾參與的過程更為公正合理。

　　盡管這個小組探討的許多想法尚處初期階段，這個探索過程已經開始產出一些新穎的結果。Studio Zewde在其位于費城的Graffiti Pier項目中探索了DJ主持人使用Instagram Live來促進當地創意工作者和街頭藝術家參與的可能性。許多公司也轉向使用Zoom來進行社區調查以及聚集小組，并且探索如何在設計和規劃過程中使用諸如WhatsApp群組甚至播客這樣的潛在平臺來擴大受限的社區參與度。

　　其他公司暫停接受簡單的項目，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以其他方式幫助當地社區，而他們的暫緩之舉富有成效。在進行中的遍布加州科切拉谷地鄉郊地區的公共空間設計項目中，KDI發展了在線節目，旨在將公園和公共廣場提供的社交互動擴展到數字領域。這項努力的最終結果是一個為該公司所在地區的城鎮（包括北紹爾、梅卡和奧阿西斯地區）舉辦的一周一次內容豐富的Facebook Live綜藝節目，以及一個街頭樂隊車輛巡游活動。

　　公園再設計：少些規劃，多些野生化

　　來自景觀公司Stoss的Chris Reed和來自SWA的Kinder Baumgardner預測了一個設計軸心，它迥異于近年來流行于風景園林領域的對空間進行高度設計和高度規劃的趨勢。軸心的轉移意味著有可能在保持社交距離的前提下提供充足的、能夠安全容納眾多功能和人群的更為廣闊的空間。

　　“我們一直以來向我們的客戶這樣倡導：即使他們對大型活動和目的地感興趣，我們也應當為這些活動不存在的時刻進行設計”，Reed說道。

　　Stoss公司已然在其近期項目中嵌入了社交距離準則并將其作為設計創新的來源。在加拿大埃德蒙頓長達2.5公里的濱水區項目中，Stoss通過設計不同高度的線性道路來進行試驗，即兩到三個能夠同時且安全地容納多股人流的不同寬度和尺寸的路徑。

　　風景園林師也預見了城市綠色空間的“野生化”，這實際上是一種在控制預算和優化綠色空間性能之間懸而未決的狀態。Baumgardner相信這需要一種“能夠適當退后并讓大自然行其事”的景觀技法。

　　景觀設計師需要成為倡導者

　　盡管近兩個月以來富有創新性的風景園林被證明是重要的城市資產，拮據的城市預算和不斷變動的資金優先權仍意味著它的未來充滿變數。Biederman再開發企業的Ashley Langworthy指出，含混不清的景觀資金要求設計師對商業模型、財務可持續性以及設計維護有更深刻的理解并承擔起更大責任。

　　風景園林師也需要對擴大公園和休閑場所的預算進行倡導和支持，尤其要強調公園和公共空間使用權上的明顯不公，這無疑加劇了危機。“我們如何勸服我們推選出來的領導人這點至關重要？”Baumgardner問道。

　　而這并不總是這個行業的強項。正如Kathryn Gustafson曾經評論的，“風景園林師是喜陰的物種”。

　　雖然試點項目（例如迅速蔓延的對開放街道提議的采納）使得城市能夠迅速試驗并實施解決方案，設計師和進步的城市規劃專家仍需要強調它們其實是長久之計。“這是一個意料之外的可以嘗試人們已經思考了一段時日的事物的契機”，Reed說道，“作為設計師我們應當在公共領域和向客戶倡導這些想法。”

　　Atlanta Beltline和城市設計咨詢公司Sixpitch的創始人Ryan Gravel仍保持樂觀態度。他認為在利用得當的前提下，這個契機能夠推動野心勃勃的更具包容性的綠色空間項目，并在已經處于開發階段的計劃背后建立起政治勢頭。“我不相信城市長期的厄運和陰暗。很顯然有一些近期的問題亟待解決，也將產生可能的后果。但是我仍然對城市的未來抱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