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來看，我國五年規劃編制是一項系統性工作，規劃由“三級四類”構成。“三級”即國家、省、市縣，“四類”即發展規劃、專項規劃、區域規劃及空間規劃。國家發展規劃居于規劃體系最上位，是其他各級各類規劃的總指導。國家級專項規劃、區域規劃、空間規劃，均須依據國家發展規劃編制。

　　 “十四五”規劃是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的第一個五年規劃，貫穿2021~2025年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目標和方向。編制好“十四五”規劃，對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做好“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必須立足于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深刻認識世情、國情的變化情況。相較于“十三五”規劃，“十四五”規劃編制不僅需要在總體規劃上要有新的突破，在同時編制的專項規劃系列中，也要根據新情況增加新的內容。為此，建議對進行了六年多的“一帶一路”建設進行“十四五”專項規劃的編制。

　　“一帶一路”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國際經濟合作倡議，核心是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線，加強全方位互聯互通，為世界經濟增長挖掘新動力，為國際經濟合作打造新平臺。六年多來，“一帶一路”倡議以先進的理念、務實的做法、廣泛的包容性，點燃了世界各國人民在新時期合作發展的熱情。可以說，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際倡議能像“一帶一路”倡議這樣受到如此廣泛關注和參與。

　　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成就，除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增強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應對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外，共建“一帶一路”具有自身的經濟學基礎和由此決定的內部經濟循環路線是一個重要基礎。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中，中國的三個供給要素，即龐大的產能、先進的中高端技術和一定規模的外匯儲備，與沿線國家每年高達5000億~70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項目建設需求正好對接，構成了全球合作共贏的微觀經濟基礎。發達國家加入進行第三方市場合作，又對提高項目質量和提振世界經濟發揮了作用。因此“一帶一路”倡議可以通過共建，實現微觀上的合作共贏和宏觀上的全球經濟再平衡，把其內在的紅利變為現實的財富。正因為有這個內在的經濟基礎和盈利模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不是地緣政治工具，而是世界各國務實合作的平臺。“一帶一路”通過提供全球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各國更加緊密的經濟文化聯系，在硬軟兩個方面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途徑、抓手和平臺，從而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歡迎。

　　正因為“一帶一路”存在如此合作共建的內在經濟基礎，“一帶一路”建設受到自身規律的支配。理論上，中國存在由自身要素稟賦和結構決定的供給規模邊界，合作建設的發展中國家也有由合理負債規模決定的需求規模邊界。這意味著，在一定的周期內存在一個合理建設規模問題。由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新技術的廣泛應用，“一帶一路”建設也需要有一個合理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作為一個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內容又極其廣泛的國際合作倡議的具體實施，更需要把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提出的“面向未來，我們要聚焦重點、深耕細作，共同繪制精謹細膩的‘工筆畫’，推動共建‘一帶一路’沿著高質量發展方向不斷前進”的七條主張具體化。同時，國內各個地區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時，要把國家頂層設計和本地區的發展重點結合起來推進，也十分需要對國家布局的重點和規模有準確的預期。對目前國際社會存在的關于“一帶一路”建設不透明的輿論，我們也必須以適當的方式作出明確的宣示，進一步回應國際社會，并進一步動員國際資本參加“一帶一路”共建。以上這些因素說明，在編制“十四五”規劃之際，十分需要對共建“一帶一路”進行國家層面的統一規劃。這既是促進其今后走深走實，取得預期效果的重大措施，也是豐富和加強“十四五”規劃的針對性和指導性的必要內容。

　　從歷史來看，我國五年規劃編制是一項系統性工作，規劃由“三級四類”構成。“三級”即國家、省、市縣，“四類”即發展規劃、專項規劃、區域規劃及空間規劃。國家發展規劃居于規劃體系最上位，是其他各級各類規劃的總指導。國家級專項規劃、區域規劃、空間規劃，均須依據國家發展規劃編制。其中國家級專項規劃是指導特定領域發展、布局重大工程項目、合理配置公共資源、引導社會會資本投向、制定相關政策的重要依據。“一帶一路”建設”十四五”規劃就是屬于這一層次的國家級專項規劃。

　　當然，開展“十四五”“一帶一路”專項規劃編制，并不是再去搞具體的項目本子，搞項目和資金額度分配，而是以“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發展為核心內容，在分析其需要的各項充分條件及其滿足程度基礎上，明確發展思路、發展重點和基本規模，形成“十四五”期間共建“一帶一路”基本藍圖和行動方案，進而發揮規劃的引領作用，在實質上推動“一帶一路”走深走實。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