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補償機制建設有序推進，國家層面政策措施更具針對性，各省積極實施并創新實踐，取得了階段性進展，生態環境明顯改善，生態、經濟、社會效益顯著增強，但生態補償機制在各地實踐中仍面臨諸多挑戰：

　　首先，當前國家層面的生態補償標準體系尚未建立健全，盡管全國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總量已近2000億元，但提供到各領域各區域仍顯薄弱，生態保護地區污染治理成本、發展機會成本及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等仍未得到充分補償。

　　其次，要想建立市場化、多元化的生態補償機制，就應按照“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理順生態補償主體和受償主體及相互間的權利義務分配。然而，在當前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尚不完備、統一的確權登記系統和權責明確的產權體系等基礎建設滯后的情況下，市場化生態補償無法有效開展，地方實踐中，排污權、碳排放權、水權、林權等市場化交易有待推進；生態補償措施仍以資金為主，其他諸如對口協作、產業轉移、人才培訓、共建園區等方式也大都未能有效開展。

　　再次，受生態產品價值認同、考量時空維度、實現技術條件等因素影響，一些地區缺乏因地制宜積極發展生態產業的理念、技術力量和資本支持，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處于瓶頸期，如何將“綠水青山”有效轉化為“金山銀山”還需積極探索。

　　此外，隨著2018年國務院相關部門的職能調整，跨部門的生態補償協調機制基本建立，但生態補償實踐中各部門的工作溝通協調有待進一步加強。尤其是跨地區生態補償，由于利益相關方往往不具有行政隸屬關系，各方訴求不一，生態系統的整體性與管轄權分割，因此協調起來難度較大。

　　以上存在的問題無疑有賴于國家層面生態補償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我國生態補償機制雖然起步較晚，但經過多年實踐，從制度設計、政策安排到地方實踐都積累了一定經驗。就此，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積極搭建生態補償合作共建平臺。統籌政府各職能部門中的生態保護職責，加大省級職能部門與地方的合作，協同解決基層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從生態系統整體保護出發，加快省際部門協調與區域融合，加強生態補償政策協調及與其他政策的配套。

　　完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創新市場化、多元化的生態補償機制。加快自然資源統一確權登記，摸清自然資源資產底數，明晰自然資源資產產權主體，明確生態補償各方當事人及其權責，從而為基于主體功能區戰略實施、自然資源資產有償使用和自然資源資產產權交易而發生的生態補償方式提供清晰的產權基礎。在此基礎上，創新多元化生態補償方式，深化對口協作、產業轉移、人才培訓、共建園區等，實現生態保護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動，促進生態保護地區和生態受益地區一體化發展。

　　轉變生態保護地區發展方式，構建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生態保護地區應積極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方式，避免“餓著肚子看風景”。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制度和技術條件，依托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因地制宜發展特色養殖業、農產品加工業和特色文旅等生態優勢產業，積極推廣生態認證或生態標識，有條件的地區可試點林業碳匯交易等，以此增加地方財政和居民收入，發揮政府和市場在“兩山”轉化中的作用。

　　優化生態補償制度，推進生態補償立法。從山水林田湖草的整體生態系統觀探索開展國土空間框架下的生態補償機制，總結各地經驗，對生態補償再定位，建立各項政策間的配合機制，提高生態補償資金使用的整體效益。積極推進地方、區域和國家層面的生態補償立法，明確生態補償各方權利義務及法律責任，明確生態補償主體、客體、范圍、補償標準、方式、生態環境考核指標、資金使用監督管理、補償效果評估等，發揮法律約束、規制和激勵的綜合規范作用，推動生態補償走向制度化、法制化和常態化。

　　（作者系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