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三十歲的英國人喬治·弗雷斯特，以英國愛丁堡皇家植物園采集員的身份，第一次由緬甸進入中國騰沖，開始了他在云南28年，獵取了300多種大樹杜鵑的植物獵人生涯；1911年1月英國人弗蘭克·金登·沃德從上海輾轉來到云南，開始了滇、緬、印之間長達40余年，多達20余次的探險采集生涯，為英國提供了上百種杜鵑品種；1922年，受美國農業部委托，為尋找抗枯萎病的栗子樹種，約瑟夫·洛克闖入云南，把大本營設在麗江雪嵩村村民李文彪家中，不久收集到60000件植物標本、1600件鳥類標本及60件哺乳動物標本……

　　當然，他們的發現，也直接啟發了中國人、云南人對自己土地的發現。在他們的發現開始不久之后，中國人、云南人自己的現代性植物意識也跟著覺醒了。從蔡希陶到吳征鎰，到張宏達，一位位很大程度上因研究云南植物而享譽全國的植物學大師，他們，不僅是艱辛建立中國現代植物學譜系的科學家，也是中國現代植物意識的啟蒙者和構建者。因為有了我們自己的植物學家和現代植物意識的覺醒，云南是一個動植物王國，是世界的一個寶貴物種基因庫早已成為一種常識。而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開始全面考察和研究云南的植物，做得遠比當年的植物獵人們深入，并精心建立起了自己的植物園和自然保護區，并大力發展自己的現代種茶業、煙草業、橡膠業、咖啡業、鮮花種植業和各種植物產業。

　　但還有一種植物意識更加需要發現。這種意識，當年的那些植物獵人們有的毫無察覺，有的朦朧感覺到了。

　　比如約瑟夫?洛克就感覺到了。1949年8月3日黃昏，通過美國駐昆明領事館的周旋，陳納德將軍派了架達科特運輸機來雪山之麓的白沙機場接他。

　　洛克這次離開，和以往的離開大為不同，這就是他沒有帶走云南的一片葉子，沒有帶走一棵植物的種子。

　　經過那么多年的獵取之后，對大自然，他已經變得小心翼翼，不敢再擅動一個指頭。

　　這種意識，在上個世紀50年代，被另外一位當時默默無聞，后來被認為無比偉大的女性蕾切爾?卡森在《寂靜的春天》中明確提出，這就是環境保護意識。如今，這已經成為人類20世紀最為偉大的一種意識的發現。

　　向大自然獵取，照亮了植物世界的同時，也照亮了人類自己的心靈世界。這個世界里，不僅有向自然進軍探險的勇氣，還有能夠傷及自然也會傷及人類自身的無知和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