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生態補償研究的綜合視角

　　有的生態服務全人類都能從中受益，比如生物多樣性、碳沉積等，另一些生態服務的受益面則相對較小，比如凈化水質、防風固沙等服務功能，合理確定各種生態服務的補償機制尺度是建立有效生態補償機制的前提。對于有些生態服務的供給問題，如果缺乏協調一致的行動，實施生態補償可能產生外溢效應。此外，生態服務的供給往往受到現有制度體系、貧困和文化背景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只有把生態補償機制與相關制度機制同時設計、同時實施才能發揮有效作用。為此，需要認真研究不同生態服務的有效補償機制的尺度問題，厘清各種生態服務損失的主要驅動因素，為設計生態補償機制提供指導原則。

　　4 結論與展望

　　學術界圍繞生態補償理論進行的大量研究，比較充分地討論了生態補償的定義和相關概念，探索出一些生態補償理論框架。但是，由于經濟學基礎理論尚未將生態服務納入總供給和總需求分析，生態價值評估未區分自然形成的生態服務和人類創造的服務，導致生態服務價值評估結果與生態服務生產的歷史成本聯系不緊密，加之對不同生態服務的受益尺度以及影響生態補償機制設計的經濟、社會和制度基礎考慮不充分，現有理論框架在實踐中難以有效解決擠出效應、外溢效應、交易費用過高以及效率、效益與公平之間的沖突等問題。創新生態補償理論框架，需要推動完善相關經濟學基礎理論，探索形成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的生態價值評估方法，科學區分不同生態服務的國際、地區、國家和地方等受益尺度，從經濟、社會和制度環境等多個維度進行綜合分析，促進生態補償理論與經濟核算體系相銜接、與相關社會環境制度相耦合，增強理論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作者：潘興良，徐琳瑜，楊志峰

　　潘興良，工程師，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生態補償政策法規研究。

　　責任作者：徐琳瑜，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生態規劃和生態補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