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代葛洪應廣州刺史稽含之邀從江蘇句容家鄉來到廣州后，就與羅浮山結下不解之緣，通過將其著作《抱樸子》、元代王蒙的名作《稚川移居圖》等結合到線路中，可以成為人文色彩濃厚的“葛洪之旅”。

　　西學東漸代表性人物利瑪竇在1583年開始中國的傳教之旅，實際上也是西學傳入中國的過程，從澳門到肇慶、韶關這一程，在《利瑪竇札記》中可以找到相應的歷史場景，西學東漸文化主題可以成為古驛道和古水道之旅的主題，設計“西學東漸之旅”的文化線路。

　　家族遷徙之旅離不開古驛道和古水道，東晉五胡之亂、唐末黃巢起義、宋亡元興，屯兵駐軍、戰亂逃避、貿易滯留、臣游于粵都是南粵人口遷移形成聚落的誘因。古驛道結合族譜的文字記載，沿古驛道、古水道尋找先輩遷徙旅程的歷史景觀，對廣東以人口從北至南遷徙這一地區特點的現代粵人來說，是具有吸引力的主題路線。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之前南粵的歷史文獻有局限性，目前對嶺南歷史的研究主要依靠的歷史文獻是明之后。明王朝強制推行里甲制，無形中形成了南粵的宗族。“明朝的里甲者的編戶，變成了宗族。”[5]利用族譜的研究需要結合南粵南蠻之地的歷史，許多宗族的產生是“撮合”的結果，是通過里甲制而控制更大的田地的強者之舉，對族譜和宗族遷移路線的真實性需要有嚴謹的論證。

　　?傳統墟市、“桑田圍”與鄉村的節日結合成為驛道的延伸線

　　廣東傳統墟市根據其功能大致可分為村市、大鄉中心墟、批發墟市等類型。傳統的大良中心墟、新會潮連墟、橫瀝牛墟、九江鄉大墟、陽春高流墟等都是著名的墟集。許多傳統墟市設置于古驛道和橋上，陽春高流墟也稱“高流河墟”，一年一度，以橫跨河流的大橋為中心，以竹木器具交易為主，明代在縣志中已有明確記載，屬于中國傳統的“橋市”。創造性地將傳統墟市與古驛道旅行結合起來，可以促進鄉村農貿產品的流通。

　　“一口通商”引來明代和清代古驛道和水道的通達，“行于省佛，販出外洋”為物流和人流傳統方向的改變，18世紀珠三角農民生產作物與歐洲市場相關聯。宋代之前的珠三角所處地貌基本都是在水面，隨著商業經濟的發展，沉淀層開發為農業用地。“宋代的海岸線，西南從新會開始，向東北延至石樓、越過珠江，在東江三角洲形成一條幾乎南北走向的海岸線。”[6]開發沙田成為官民后來若干世紀的主題，“桑田圍”具有防洪的目的，也有農耕的功能需要，18－19世紀絲綢出口產量增加，提早幾世紀圍筑的桑基魚塘生產方式正是、適應貿易經濟的需要。桑田圍、古水道的聯通與陸路結合，可以產生具有珠三角特色的“桑田文化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