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大遺址承載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內涵，是華夏五千年燦爛文明的物質載體，是中華民族文明發展史最具代表性的綜合物證和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近年來，我國的大遺址保護取得了可喜的進展，在保護理念和工作實踐上成果豐碩，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大遺址保護體系。

　　但是我們還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城鎮化和全球化正以不可逆轉的趨勢威脅著文化遺產的生存空間。如何正確處理保護與利用、傳承與發展的關系，更好地發揮出文物資源作用，以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當前我們應當予以高度關注和認真思考的。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促進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筆者認為，這一國家宏觀戰略將會是中國大遺址保護未來發展的新機遇。以“建設國家公園體制”作為切入點，通過構建中國大遺址保護的“國家公園”體系，主動將大遺址保護納入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發展戰略的總體布局中，將會使文物保護、文化傳承成為推動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積極力量，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文化軟實力和“助推器”。

　　中國大遺址保護的困境與挑戰

　　我國的大遺址數量眾多，類型豐富，占地面積廣大，一些重要的遺址還處于現代城市的核心區域或近郊區。相對于水、風、地質等自然因素的影響，人為因素是大遺址保護面臨的最大威脅，尤其是在快速推進的城鎮化、現代化過程中，大遺址保護工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中華民族綿延數千年的歷史演進中，不同歷史時期的人們在選擇居址時，往往都會在前代居址的基礎上進行增修、改造，而現代人類的主要活動場所，也多集中分布在古代遺址的區域或其鄰近地區，這種現象尤其以古代城市遺址最甚。如疊壓于現代城市之下的古長安城、洛陽城等。這些遺址的存在，既為城市帶來了輝煌，也給城市的管理者造成潛在的巨大壓力。尤其是在社會快速發展的今天，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人口不斷增長，大遺址的保護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間的矛盾日益凸顯。

　　另一方面來說，因管理職責和能力所限，文物部門僅能將有限的經費用于大遺址本體的保護，無法兼顧大遺址所依存區域的周邊環境。但是周邊生態、社會環境的變遷，卻有可能給遺址本體帶來潛在而持續的侵蝕和破壞，從而使大遺址的保存環境更加脆弱。

　　此外，對于中國的大遺址而言，如何處理好既保護文化遺產、維護文物資源共享的代際公平，又關注當代人的民生需求，是當前一個突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處于城市核心區的大遺址，往往會因文物保護的要求而不能納入城市環境的整體提升，遺址區內居民的發展訴求長期不能緩解，居民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滿意度等與區外存在明顯差距，遺址所在的區域因而成為“都市里的村莊”。

　　在如何處理大遺址“保護”與“利用”的關系問題方面，過去還存在有兩個方面的誤區，或者認為文物遺址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障礙，對大遺址所承載的厚重歷史缺乏應有的敬畏和尊重，致使一些歷史建筑、歷史街區在舊城改造中被任意拆毀，一些大遺址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或者認為保護好文物遺址，其目的就是為了搞經濟開發，因而將大遺址視為經營牟利的手段，采取“竭澤而漁”式的超負荷開發與利用，給遺址本體的保護帶來嚴重的影響，甚至造成“建設性破壞”，也與文物保護事業的“公益性”目標相背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