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關注的《廣州市公園條例(草案修改建議稿)》接受第二次審議，其對公園噪聲限制措施有較大調整，明確噪聲限值不搞全市“一刀切”，住宅等噪聲敏感建筑物50米內區域禁廣場舞，同時限時時間段也調整為13時至15時及晚上10時至次日上午8時。

　　“條例”二審對公園噪聲限值不再搞全市“一刀切”是對的，關于城市噪聲并非無法可依，標準有《城市環境噪聲標準》，其中規定居民住宅等，噪聲排放源邊界噪聲排放限值晝間為55分貝，夜間為45分貝；法律有《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受到環境噪聲污染危害的單位和個人，有權要求加害人排除危害，甚至直接到法院起訴。在此情況下，另設噪聲標準實無必要，亦有與上位法相左之嫌。

　　至于限定時段跳廣場舞，實際上也是一個悖論。假如廣場舞者能夠嚴格遵照《城市環境噪聲標準》和《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噪聲根本不成問題——“居住、商業、工業混雜區域，最大限值不得超過60分貝”的規定比《廣州市公園條例(草案)》最初擬設80分貝的上限還要低，在60分貝下跳舞，大可不必限時段；假如規定時段內允許廣場舞超標排放噪聲，明顯有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受到噪聲危害的公眾一樣有權采取維權行動。由此看來，限定時間段，也是一個次優方案。

　　只要“條例”取得各方共識，并通過法定程序固化，就具有嚴肅性和權威性，要得到公眾的尊重和遵守。問題是廣場舞者“聽唔聽你果支笛”？怕只怕“小蘋果”照播，廣場舞照跳，什么“條例”？不知道。廣場舞，好好一件事，鬧成今天這個樣子，多少與“法不責眾”的執法現實有關。要在一些國家，廣場舞噪聲擾民，有公眾報警投訴，跳舞者就可能會被警方銬走。而在我國，噪聲污染往往被定義為生活糾紛，即使有法律規定，面對人多勢眾的侵權主體，執法人員也多半本著息事寧人的態度，對施害者進行勸導和說服。

　　竊以為，“條例”在征求公眾意見階段，有看法、有意見就要說出來，像上次請跳舞大媽去聽證，有什么訴求不妨大膽提。即使到了審議階段，公眾也可以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譬如政府網站、新聞媒體、微博等。到了審議通過，就要認真對待，不要仗著“人多力量大”，視法律法規如無物。執法主體更是如此，管要敢管、罰要真罰，只要嚴格依法依規，就不怕“犯眾”。眾人違法，“法必責眾”，這樣的執法才能體現法律的剛性，否則再多的法規、條例也難免成為華麗的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