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規劃本來就是一個‘挑刺兒’的專業。”袁奇峰解釋說，“每一個項目都是要解決未來可能影響生活的一系列空間問題。”城市規劃的定義是“人類各種專業知識的集成”，他覺得，這種事兒，得用專業來說話。

　　因為“一根筋地直抒胸臆”，袁奇峰先生告別了自己的專欄，這是1999年的事兒。幾年后，他還告別了廣州的規劃委員會，乃至被逐出這城市的規劃界。

　　廣州市在2007年要給6000多戶“雙特困戶”興建一個大型社區。“問題是，為什么要把這么多貧困人口集中，大規模地放在一個小區里？”

　　袁奇峰很清楚這么做的弊端——事實上二戰后的西方城市已經有過不止一次類似的嘗試，結果大同小異：因為社區被打上了“貧民”的標簽，不論其設施如何完善，人們一有出路就會急著離開。最后歷經篩選而留下的，是越來越絕望的居民，最終集結成為嚴重的社區問題。

　　廣州的這片社區范圍大得可以建不止一所小學，他能想到的是，這兒的孩子長大以后，別人一看檔案，就知道：哦，貧民區出來的。

　　國外的類似貧民區后來多被拆除，一些國家已要求房地產項目搭配建造1/10左右的公共住宅，以求窮人與其他社會階層享用無差別的公共設施與服務。為什么國內卻無視這些經驗，轉而去走別人失敗的老路呢？

　　另一件事是廣州市政府當初計劃花上10億元人民幣，在市中心建15萬個停車位。聽著也是雄心勃勃的計劃，袁規劃師覺得忍無可忍：光建停車場，路還是原來的路，就好比“肚子很大，腸子細”，“不還是個死結嗎？”

　　對這兩個問題的思考，他都在廣東省委宣傳部主辦的“嶺南大講堂”中一股腦兒說了出來。“過癮！”袁老師回憶時仍覺得暢快，“下面的市民都叫好。”

　　可有時，他也“招罵”。 “廣州去番禺有三座橋，有一回，人大代表建議其中一座橋要免費了，記者來問我怎么看，我說，要不三座橋都免費，要不就還是全收費。因為收費除了還貸，還有調節交通流量的功能。只有一座橋免費，那不得交通大擁堵？”

　　這番話發表出去，“祖宗八代都被人罵了一遍”。 要是時光倒轉，他說，他還這么說。

　　“嶺南大講堂”講完后，“領導都快被氣壞啦”，廣州的規劃項目便不再找袁奇峰了，開會也不再邀請他，“廣州的規劃界就沒我這個人了。”

　　好在他已經在中山大學重新開始了自己的學者生涯。研究之外，接點自己喜歡的外地項目做做，養家糊口總還不用擔心。

　　袁奇峰甚至可以負擔學生的交通費，讓他們去外地，深入調研一個城市的情況，以真實存在的規劃項目作為專業課的作業。

　　因為開銷頗大，合作伙伴一度反對這種做法，但他的主意打定了：我當年在同濟大學就是這么被培養的，現在該用這種方式去教下一代。

　　開學第一課，他命學生買把標尺，把宿舍里的桌椅床凳、宿舍外的花壇走道都量一遍，令這些學規劃的新人一下對數字有具體的概念；他的學生每學期都要精讀一本著作，寫下“看著頭大”的讀書報告，因為規劃師在領會數字之外，必須要有人文素養；最后，他還會讓學生以自己的家鄉為對象寫一份規劃現狀的報告。

　　2010和2013年，他兩次被畢業生評為“我心目中的良師”。

　　“他算不上是這行最博學的人，但個性一定是最棱角分明的。”老友楊保軍說。生活中，袁奇峰個性隨和，大多數事兒都不計較；就是在與人爭論的時候，對自己認定的事理，一步都不肯退。于是同行聚會時常見的場面是，袁奇峰一個人就某件事說得滔滔不絕，其他人很少能插得上話。

　　哪怕只和他見過一次面的人，也會對他印象深刻。“他會說，某某某是個傻子，他干的這就是個傻事兒！”其他中年人多少會說得委婉些，袁奇峰不這樣。

　　他對這次自己的名字與萬慶良聯系起來“感到很不滿意”：自己的批評，都是就事論事，從來不對著某個人窮追猛打；說事兒，不是為了泄憤，不是光抱怨，總會提出改進的方式，希望能讓城市變得更好。

　　讓他忍不住要發聲的規劃，往往是實在“太突破底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