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可視作人類文明的聚寶盆。它既是人類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恢弘體現，各種人文景觀匯集于斯，又是人類從事社會性活動的宏大舞臺，成為各種政治、經濟以及文化活動的主要場所。作為時間與空間的統一，無論將其解讀成一種歷史的記憶，還是現實生活的實體成像，在探索人類文明進程時，都無法對兼容并蓄、包羅萬千的“城市世界”避而不談。

　　中東是世界城市文明的勃興之地（巴勒斯坦的杰里科距今9000多年）。那里既有上古時期分布于兩河流域的文明古城，又有“希臘化”時期，古典色彩濃重的希臘人城邦。中世紀的中東城市更是憑借處于全盛的伊斯蘭文明在世界城市文明中首屈一指。此后，中東城市受地緣之利較早開啟了近代化大門，傳統城市經歷了劇烈嬗變。步入現代，中東城市在經歷爆炸式“畸形”發展的同時，也成為匯聚地區經濟增長、創新能力的重要場所。當前城市社會正作為重要變量深刻影響著中東社會的走向。在我國世界城市史研究已成顯學的今天，各類城市史專著相繼出版，但多以引領現代化潮流的歐美城市為研究課題，而像中東等發展中地區的城市研究論著尚付之闕如。車效梅教授所著《全球化與中東城市發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版）的問世填補了這一空白。

　　該書從文明交往的視野和全球化的視域來探求中東城市的發展軌跡，對中東地區內外城市文明的交往給予了細致考察，拓寬了該課題的研究視野，對于深化中東政治史、經濟史以及社會文化史研究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同時，該書有助于從新的角度——城市層面進一步透視中東社會的歷史變遷。為國內研究中東和外國城市史的專家學者了解和探究這一地區的城市文明提供導引。鑒于中東城市與中國城市皆擁有悠久的歷史；歷史上都曾出現世界性城市；前工業化時期，城市化水平普遍高于西方；都在殖民主義壓迫下被動走上城市現代化道路；城市化過程、特點以及遭遇問題等方面存在諸多相似，因此在理論層面，探討和分析中東城市發展規律和特定歷史背景下的城市嬗變，可為中國城鎮化建設提供借鑒。

　　全書內容豐滿。作者在全景展現中東城市發展、嬗變歷史脈絡的基礎上，厘清了不同歷史時期中東城市在世界歷史和世界城市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探尋了全球化給中東城市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分析了中東不同類型城市應對全球化的措施；探析了中東城市化的特點與影響；評介了中東城市市政和城市的總體規劃；最后對中東城市化的發展現狀與未來做出嚴謹評估。

　　城市問題研究權威美國學者喬爾?科特金曾將城市內涵高度濃縮為：神圣、安全和繁榮之所。神圣是城市內在的精神支柱，安全是城市所能提供的最基本保障，繁榮是堅實的經濟基礎。作者認為，僅靠濃厚的宗教文化以及相對完備的城市管理機制并不足以支撐城市的繁盛，中東城市之所以在上古和中世紀執世界城市文明之牛耳，與其擁有強大的經濟貿易體系密不可分。早在公元前2500年，中東城市便以漸進的形式沿地中海沿岸向歐洲內陸延伸。阿拉伯帝國統一后，穆斯林商人的勢力范圍更是急劇擴張。至17世紀荷蘭人稱雄世界海洋貿易前，伊斯蘭城市貿易一直是當時世界貿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肯定伊斯蘭城市文明所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作者也注意到，繁榮一時的伊斯蘭城市并沒有將豐厚的商業利潤投向實業；由于社會分工低下，城市不能有效吸納農業人口；大量非生產性人口聚集城市，無法完成原始資本積累；商人逐漸放棄海外市場；這些因素相互交織使中東伊斯蘭城市喪失了率先走上資本主義的歷史機遇。由于中東城市自身無法沖破封建傳統枷鎖走向資本主義，中東城市的現代化進程只能在西方文明的沖擊下被動開啟。作者認為，近代以來的中東城市現代化歷程一方面經歷了城市經濟結構和功能的嬗變，社會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的變遷，同時由于西方文明的單向度沖擊，城市性質也發生了改變，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象征，最終阻礙中東城市現代化沿常規路徑展開。二戰后，新興民族國家出現，中東各國開展“政府導向型”的現代化戰略，石油工業為主導的現代工業和服務業興起。作者看來，這些因素不僅使戰后中東地區成為城市化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而且改變了戰前的城市化發展格局。這對理解當前中東城市化的現狀和成因是較富意義的探討。

　　該書從頭到尾彰顯著中東城市與人類文明交往的密切聯系。作者在闡述了伊斯蘭文明為主體的中東城市文明與古希臘、古羅馬城市文明，與近代西方工業文明間的歷史交往后，對中東城市文明與全球化時代的現代城市文明的交往互動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全球化作為人類生產力和世界市場深入發展的時代性成果給中東城市帶來了挑戰與機遇。作者從中東城市內部著眼，依據城市功能將中東城市劃分為四種類型，并分別做出系統分析。在解讀全球化的現代城市文明對中東市政與規劃造成的沖擊時，作者指出當前中東城市出現了：市政民主理念提高，市政機構獨立性擴大，服務性增強；城市總體規劃突破傳統市域，治理成為城市規劃重要內容；外國資本大量介入城市規劃領域等一系列新趨向。盡管如此，由于城市化發展迅猛，市政與城市總體規劃依然與城市發展相脫節。還有大量非正規經濟部門的不斷擴張成為制約中東城市健康發展的瓶頸。

　　其實，在城市發展過程中，人類文明交往的自發性本來就很容易導致各種社會問題，從而引發人們的恐慌和關注。作者借助城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與理論，對全球化背景下中東國家所面臨的各種城市問題給予了專門論述，讓身處各種“城市之苦”的讀者們明白個中原因。作者認為，中東國家長期存在的城鄉經濟、區域經濟以及城市經濟內部的二元結構是中東城市邊緣群體產生的根本原因。著作還借助對社會心理、社會秩序以及社會結構三個層面的論證，闡釋了過度城市化與社會穩定間的關系。作者認為城市化作為經濟增長的度量標準之一，與中東城市社會穩定之間具有復雜聯系，20世紀70年代中東地區的持續動蕩以及新近發生的阿拉伯之春都是城市化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出現的衍生現象。其中，糧食安全作為影響中東城市安全的重要因素，與城市化和社會穩定三者之間具有特殊關聯。為進一步闡明城市化、邊緣群體以及社會穩定的關系，作者以伊朗為案例，指出在城市化沖擊下，伊朗原有的社會精英階層烏里瑪、巴扎商人以及城市貧窮移民和知識分子構成了城市社會中的邊緣群體，并逐漸演變為國內世俗政權的對立集團。伊斯蘭革命發生時，這些邊緣群體從各自利益出發，在革命中發揮著重要影響：知識分子作為現代化的副產品，最先對巴列維王朝的政治權威發起挑戰；烏里瑪階層憑借自身的精神感召力和對社會資源的掌控為革命運動提供了意識形態；巴扎階層作為伊朗的傳統精英階層，盡管政治意識并不明確，但其憑借對社會經濟的巨大影響，在革命中為烏里瑪階層提供了群眾基礎和經濟資源；與此同時，生活在城市中的大量貧困移民則帶著仇視社會的心理和宗教熱情構成了革命運動的先鋒和主力軍。最后，面對全球化影響下，各種不同文化、宗教以及傳統與現代因素，在中東城市中形成的沖突與融合并存的交往過程，作者得出結論，就城市化的人口比重而言，中東各國已普遍實現了城市化。相形之下，就反應人類發展狀況的城市化“本質”來說，中東地區仍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未來中東城市發展在經濟、技術、文化和城市安全四個層面存在挑戰。

　　縱觀全書，作者注重歷史與現狀相結合，歷史與邏輯相統一，采用歷史發展為脈絡的比較類型分析法來研究中東城市文明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給讀者呈現了一幅中東城市文明史的完整畫面，解決了中東城市研究領域，總體史不足的問題。另外，貫穿全書的城市發展與文明交往相統一的研究思路也體現了作者個性化的著述風格。總之，這是一部值得細細品讀的城市史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