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與城鎮化相適應的中小學教育體系

　　一座現代化的城市，無疑應擁有現代化的教育。當今中國的城市化過程，正在不斷地挑戰教育的公平底線，尤其是義務教育，能否無條件地尊重每一個兒童受教育的權利，能否無歧視地對待教育過程中的每一個孩子，無論他（她）的家庭是貧困還是富有、戶口在城市還是農村、身心是健全還是殘障。公平是教育現代化不能繞過的底線，在當下我國有三方面的問題亟待探索和解決。

　　一是如何應對人口流動帶來的隨遷子女教育問題。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現有近兩億進城務工人員，他們會把將近四千萬子女帶進城市。以上海為例，每3名中小學生中就有1名是隨遷子女。調查發現，這些孩子的學業水平與上海本地學生相比存在相當大的差距。二是如何解決城市擴容帶來校際均衡發展問題。當城市地盤不斷向市郊和農村推進、外地人才不斷向城市涌入時，新建學校或由原來農村學校變身的新城市學校，越來越難以滿足城市居民的優質教育需求。其中，許多城市依托名校資源實行“一校多區”“一校多校”等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優質教育資源稀缺的問題，值得關注和借鑒。三是如何創建學習型城市的問題。學習型城市是人才、資本、技術及一切高端智慧高度集聚的空間，也是創造力和文化活力無比充盈的空間，這不僅需要優質大學的支撐，也要依賴高質量的基礎教育作為底蘊。正朝著“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新型城鎮樣態發展的我國城市，也要思考如何同步建構起與其未來發展步調相適應的中小學教育體系。（華東師范大學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研究所所長 楊小微）

　　城市文明與大學的發展

　　大學作為重要的學術和教育機構，一直與城市的繁榮興衰緊密相連。大學最初就誕生于城市之中。古希臘的雅典學院和中國的稷下學宮是最早的大學，它們吸引了當時眾多的知名學者，使所在城市成為當時的文化中心。大學誕生于城市之中，因為城市是能夠為大學提供安全、穩定和充分的居住場所、食物的唯一可能的場所。而城市也從大學的經濟文化社會活動中獲得了很高的回報。雖然歐洲中世紀時期的一些大學主要處在一些小城鎮，如牛津、劍橋等，但大城市對大學顯然更具有吸引力。不僅是因為大城市較為優越的物質條件，也因為大城市存在更多的有知識的文化、政治精英，可以為學者之間的互動創造更優越的環境。17世紀以后，大城市創辦的新大學數量快速增多，推動了城市經濟的繁榮。而城市發展中的種種問題，也吸引了學者們開始廣泛參與城市和社區事務，從傳統的形而上的知識探求轉向現實觀察、對策探尋和理論體系建構的新型學術實踐活動。

　　近現代社會科學學科包括的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等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學者們對城市問題的關注。邁入21世紀，城市與大學之間共生共榮關系更加緊密。城市是全球創新網絡的中心，世界上大多數的創新都發生在高度國際化的世界都市地區。世界城市具備的優越的經濟環境、制度環境和人文環境是推動一流大學繁榮發展的必備條件，而大學所具備的強大的知識與技術服務功能和創新能力，則為世界城市貢獻了優質的智力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 王 郁）

　　智慧城市建設需要文化引領

　　信息化和城鎮化相互融合，是我國新型城鎮化戰略的突出特點，也是應對和解決當下日趨嚴重的城市病的重要思路。在此背景下，《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推進智慧城市建設”，但智慧城市的概念、形態、模式和標準等一直沒有解決。智慧城市是制造需求、引領消費的最重要領域，以往只有信息、數字、光纖等硬件。只有把硬的技術與軟的文化整合起來，才能形成和制造社會需求。關鍵在于，如何形成大的跨學科交叉合作，把文化和科技結合起來，形成系統效應，共同策劃、制造需求，并創造新的發展模式。

　　信息化加上城市科學，才是智慧城市。過去的問題是技術和文化沒有整合，只有技術沒有文化引領，所以智慧城市建設出了很多問題，這是需要吸取的教訓。現在智慧城市很熱，但缺乏總體規劃，多處于零打碎敲狀態，文化特色和創意也較為不足。智慧城市最重要的是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否則就沒有靈魂。這個工作須由文化專家來承擔。智慧城市建設的層級，是人文社科專家先做規劃，接著是各管理部門協調配合，最后是技術團隊來實現功能。具體說，是先由城市科學研究專家從城市規劃、發展戰略、創意設計入手，首先進入城市規劃的頂層設計，為各種產業技術的運用預留出充足的空間，然后才是在實際操作中的相互協作，在執行中加入技術。通過這種模式，可以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使各種成熟的產業技術由此進入智慧城市建設領域，成為推進我國城市精明增長和提高發展質量的重要支持系統。（上海交通大學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劉燕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