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為本，加速農民工市民化

　　指標一：城鎮化水平(2020年)

　　●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0%左右

　　●戶籍人口城鎮化率45%左右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與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首次提出了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兩個城鎮化率指標。按照規劃，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將從2012年的52.6%提高到2020年的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將從2012年的35.3%提高到2020年的45%左右。

　　為何要設定兩個城鎮化率指標?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張占斌認為，這是基于現實國情做出的戰略規劃。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工業化進程加速，我國城鎮化經歷了一個起點低、速度快的發展過程。1978—2013年，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人增加到7.3億人，城鎮化率從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個百分點。

　　“單看這些數據，成績確實不小，但實際上，統計上的城鎮化率，并不能完全反映我國城鎮化的真實水平。”張占斌說，與西方國家不同，受城鄉二元體制束縛，中國的“農民”要想變為“市民”，大多要經歷“農民工”這個過渡階段，這就使很多人在統計上已被視作城里人，但實際身份卻依然是農民，無法共享城鎮化發展成果，大量的“鐘擺式”和“候鳥型”人口流動也造成了巨大的社會代價。

　　張占斌認為，這次規劃將城鎮化率細分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并提出到2020年將二者差距縮小2個百分點左右，就是針對當前人口城鎮化滯后問題做出的重要調整和部署，充分表明今后的城鎮化發展將更加注重質量，必須以人為本，加速農民工市民化。

　　既然人的城鎮化如此重要，為何不將戶籍人口城鎮化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目標水平一致起來?張占斌指出，城鎮化是自然歷史過程和經濟社會發展過程，它的發展必須從基本國情出發，決不能盲目刮風、一哄而上、搞大躍進。“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的差別，關鍵在于戶籍背后的諸多福利上。如果單純追求指標上的一致，并不難實現，只需不做區分，統一放開城市戶口即可，但這樣做無異于自欺欺人，面子上好看了，但里子卻沒什么改變。現實中很多地方已‘率先’統一了戶口，但實際上新市民與老市民的福利待遇仍有不小差別。”

　　張占斌認為，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提高，跟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地方政府的財力等密切相關，“每年一個點左右的目標增長速度，充分考慮了未來城鎮化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在條件，這樣的速度是適宜的、可行的，有利于引導地方從各自實際出發，穩步推進城鎮化。”

　　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從主要對本地戶籍人口提供向對常住人口提供

　　指標二：基本公共服務(2020年)

　　●農民工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比例≥99%

　　受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影響，目前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2.34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未能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鎮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這成為我國城鎮化進程中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

　　對此，《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開出了“藥方”：在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讓符合條件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的同時，積極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由主要對本地戶籍人口提供向對常住人口提供轉變，逐步解決在城鎮就業居住但未落戶的農業轉移人口享有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問題。

　　張占斌認為，這一“兩手抓”的部署，牽住了破解城鎮化難題的“牛鼻子”。“城鎮化質量的提升，很大程度體現在公共服務上。農村勞動力在城鄉間流動就業是長期現象，按照規劃，到2020年，將會有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但在此之外，還將有2億左右的農民工無法落戶城市，他們的基本公共服務要求同樣強烈、不容忽視。”

　　在此次規劃設定的基本公共服務指標中，農民工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被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要求也最高，比例接近全覆蓋。張占斌指出，這充分表明了國家對于保障農民工隨遷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權利的高度重視。

　　目前全國有1400多萬農民工隨遷子女，80%在公辦學校就讀，仍有20%在民辦學校，甚至不正規學校就讀，同時農村還有5800多萬留守兒童，無法在父母身邊就讀，“他們的教育問題，絕不是一件在哪里上學的小事情，而是事關社會公平正義的大問題。這次政府下大氣力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歸根結底就是要暢通社會縱向流動渠道，讓底層老百姓也能看到向上的希望，確保貧困不會因教育缺失而代際傳遞，這樣做也有利于激發社會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