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說，21世紀初期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件事，一個是新技術革命，另一個是中國的城鎮化。

　　這場預計未來20年內由3億農民移居城市帶來的變革，將為中國轉向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提振世界需求釋放巨大動能。但此路并非坦途，處理不慎或將陷入新的困境。因此，借鑒他國經驗，以便少交“學費”，顯得尤為重要。

　　放眼全球，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城鎮化之路充滿坎坷。

　　美國原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奧斯坦·古爾斯比指出，由于缺乏前期規劃，美國城鎮化過程中遭遇過貧窮、污染、交通擁擠、犯罪率上升等問題。

　　20世紀60年代，美國爆發了“城市危機”。而為擺脫大城市帶來的困擾，許多人遷往中小城鎮，這種“逆城市化”雖滿足了中產階級理想的居住需求，卻因城市無序蔓延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和能耗過度。

　　另一方面，某些美國中心城市卻日漸衰敗，居民生活貧困、公共福利和救濟支出增加等問題突出。20世紀70年代，紐約、波士頓等不少城市的老市區出現衰落現象。

　　當前，城鎮化率高達82%的拉美地區也在經歷“城市病”陣痛。由于缺乏規劃管理，城市環境污染、交通擁堵、暴力加劇、貧富分化、教育醫療資源匱乏、基礎設施薄弱等一系列問題日益嚴峻，由此引發一系列社會矛盾。從去年3月底開始，由抗議公交票漲價引起的示威和騷亂在巴西全國不斷蔓延、升級。

　　客觀地說，多年來中國城鎮化進程也累積了一些“頑疾”。某些地方政府熱衷于搞“政績工程”，將城鎮化簡單等同于“造城運動”。對此，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指出，城市“攤大餅式”擴張、農業轉移人口難以融入城市，城市發展缺乏產業支撐等問題突出。

　　此外，霧霾、交通擁堵、房價高企等“大城市病”開始困擾中國城市居民。逃離“北上廣”現象折射出青年人對大城市愛恨交加的復雜情結，也透射出人們對城市環境改善的期待。

　　針對這些問題，新一屆政府將“新型城鎮化”著力聚焦“人的城鎮化”，努力優化城鎮化布局和形態，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完善城鎮化體制機制。

　　一些觀察人士認為，若要使城鎮化真正轉變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核心是解決城市新移民的戶籍、福利問題，讓其變成真正有消費能力的主體。

　　新春伊始，城鄉養老保險并軌的舉措被外界普遍視作有望為城鄉一體化進一步掃清障礙。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副主任喬潤令表示：“只有農民轉成城市市民，升級為中產階級，才有足夠的內需型企業”。

　　創造穩定的就業才能使城鎮化進入可持續發展的良性循環。否則，恐怕會如《紐約時報》所擔心的那樣，“沒有與城鎮化相適應的就業機會，即使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將農民工留在城市，也可能會因失業形成城市中的‘貧民窟’。”“新一輪的城鎮化規模與速度史無前例，對中國轉向消費主導的可持續增長意義重大也充滿挑戰。如何布局體制改革、基礎設施投入以及處理好人和環境、資源的關系，實現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由‘鄉’到‘城’的轉變是關鍵所在，”澳大利亞創新金融研究院院長郭生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