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樵山沿著樵丹路，便來到了“中國歷史文化名村”上金甌松塘村。與多數城鎮化痕跡顯著的村莊相比，這個擁有800年歷史的古老村恍如世外桃源，黃發垂髫，并怡然自得。整個村落至今依古法布局，村心池塘連綿，數十座氣勢恢宏的祠堂、書舍一字排開，民居依山而建，文武圣廟駐守村中。

　　而縱觀全國，多數村落似乎都沒有松塘那般幸運。在城市的擴張中，不僅失去了村落形態的生存空間，也失去了文化形態的生存場景。

　　中國民協主席馮驥才說，他現在最擔心的是中國那些遠離城鎮的古村落，陸續被有組織有計劃地拆掉，建設成新城鎮和高層小區。不論哪個城市，都是現代建筑，原有的個性和特點都消失了。

　　而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商業利益驅動下村民的自覺選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市與鄉村政府建設規劃的協調性和前瞻性的匱乏。

　　在上周召開的第四屆古村落保護與發展研討會上，華南理工大學教授儲冬愛介紹了英國著名的“田園城市理論”，該理論認為城市需要規劃、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必須關注生態環境、關注人類生存的自然狀態，更關注社會狀態。這一理論被認為是解決當時以“城市病”為代表的各種社會問題的“萬能鑰匙”，既能解決城市問題，又不犧牲農民利益。

　　的確，“田園城市理論”翻開了城市規劃的新篇章，也激發了后來城市發展的持續反思與深入探討。如歐盟鄉村建設“綠色邊界”之說，即保護鄉村原有的地貌如農田、草地、樹林、河流等，并保留舊建筑，同時建立與城市一致的基礎設施，以此讓鄉村成為城市開放融合的一部分。

　　正如社會學者簡·雅各布斯在1961年出版的大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所批判的那樣，不能把好的城市規劃看作是一系列靜態的行為，從而勾銷大都市復雜的、相互關聯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此書之后，美國的城市規劃開始由工程技術轉向關注社會問題，人本主義在規劃中逐漸張揚。因此，越來越多的觀點認為，“綠色邊界”除了青山綠水等地理標志外，更應該體現文化生態。城鄉共享的原生民間文化，也是“綠色邊界”的識別界限。

　　作為城市景觀的一部分，鄉村社區的存在不能只是成為供城市賞玩的“花瓶”，民間文化更不能淪為滿足獵奇需要的觀賞性表演。最根本的，是要保留民間文化形態的生存場景，如扒龍舟的河涌、掛燈的社壇、祭拜的廟宇等。

　　類似的大眾節日及其所代表的鄉土文化，能夠充分發揮鄉村街區的文化功能，滿足城市人群共同的情感需要，將構成都市公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最本土、最原始的文化社區，在為都市輸送新鮮血液的同時，融合于都市社區是自然與必然的結果。

　　英國政治家羅斯金在《芝麻與百合》中寫道：“美麗的花園和果園環繞著城墻，從城內任何地點出發，步行幾分鐘就能享受到清新的空氣、如茵的綠草和一望無際的田野，這就是最終的目標。”

　　是的，這也是我們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