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提出強化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為生態城市建設提供了清晰的思路。未來幾年，我國處在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具備大規模建設生態城市的“后發優勢”。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已有上百個城市提出了建設生態城市的目標。城市管理者的執政理念發生變化固然可喜，但是在具體實施中，仍存在“三大誤區”：

　　一是，缺乏統一認識。城市管理者對生態城市內涵的認識過于狹窄，把“花園城市”、“綠色城市”等同于生態城市。真正意義上的生態城市最重要的特點是“循環”，強調物質和能量的高效利用和資源化再生，注重社會、經濟與自然的良性生態循環，而不是簡單地追求自然環境的美化。

　　二是，缺乏系統規劃。各自為戰導致了城市規劃中的條塊分割，難以將城市作為一個完整的生態圈，進而從系統的角度進行規劃建設。筆者比較認同新奧集團董事局主席王玉鎖在今年“兩會”期間的觀點，“注重生態城市系統規劃和協同發展”。既要按照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理念和標準，盡快修改完善現有城市規劃相關法規條例，理順各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的規劃銜接關系，也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主導權，明確生態城市建設總體負責部門，協調各相關部門，結合當地自然資源稟賦和廢棄物資源現狀，因地制宜地制定系統的生態城市建設規劃。

　　三是，缺乏市場機制。目前大多數生態城市的建設，更多的是采取行政手段，依靠政府和少數地方國企推進，并沒有充分調動各類社會資本的積極性。很多行業專家以及企業家，包括王玉鎖，都表達著這樣的共識：一方面，要構建市場化導向的生態城市建設機制。根據城市公共服務產品的市場屬性，能夠完全市場化的，全部交給競爭市場；不宜實現市場化的，通過政府購買，吸引各類競爭性主體提供公共服務。另一方面，還要探索能源、環保、水務等城市公共服務產品一體化的服務模式，鼓勵具備能力的城市單一公共服務供應商向綜合服務商拓展。因此，在筆者看來，只有建立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的機制，生態城市的建設之路才能更加通暢。

　　四是，缺乏指標體系。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秘書長李迅此前曾毫不客氣地指出，盡管當前我國各地提出的低碳生態城市建設名目眾多，出現了諸如“低碳生態城市”、“綠色低碳生態城市”、“生態宜居城市”等至少40種以上的名稱，但每個地區都在給自己的低碳建設劃定標準。在我國整體的低碳生態領域尚未建立權威性、導向性的指標體系，相關配套法規政策體系建設也不完善。正因如此，各地紛紛制定了獨立的指標體系，導致標準參差不齊。按照王玉鎖的話講，要“注重發展內涵”，加緊研究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生態城市建設標準。在建設中應當以“循環再生”的發展理念為指導，結合我國發展階段和區域特點，借鑒國外發展經驗教訓，加緊制定梯度型生態城市標準。

　　不可否認的是，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以生態城市作為發展方向和目標，從被動接受，到主動選擇生態城市發展路徑。但如何真正有效地進行生態城市建設，想必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但首先做到的，就是必須警惕上述的“四大誤區”，否則就是南轅北轍，有形無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