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舊的城市社會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影響力減弱，新的城市社會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及治理體系還未形成。我國現在已處在高度開放的信息化、網絡化時代，公民的知情權維權意識，公平正義的訴求等無論在形式，還是在內涵上，和上世紀50、60年代，甚至70、80年代，已經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社會管理的去組織化趨勢，和過去的社會組織化管理的形態已截然不同。

　　我相信歲數大的同志更體會深，過去組織、單位不是管八個小時，是管二十四個小時，鄰里糾紛，都是組織工會黨委去協調的，大家知道年輕人稍微尋求進步的，談個朋友，也得要組織書面進行政治審查，我都經歷過。談談朋友，兩家家庭實際上都是政治成分很好的，但是組織還要出面。但現在不一樣了，不要講二十個小時了，八個小時現在都管不過來了。我不是說要回到三、四十年前的組織形態，肯定不適應發展，但是這種社會的管理模式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社會的急劇變革，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秩序，社會生活中還未有形成一套新的有效規則，來規范人民的行為，這是從秩序規則來說，思想意識的變化不說了。

　　面對嚴峻挑戰，我們必須加快形成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城市社會發展方式，促進城市社會發展方式轉變。要進一步增強城市的公平性、包容性，逐步縮小居民的收入差距，盡快消除同城居民在經濟權益、政治權益、文化權益、社會權益等方面的實際差別。要為所有城市居民提供均等的發展機會，均等的公共服務、均等的教育機會，讓老弱病殘鰥寡孤獨者有所養，要發揮好城市主導作用，構造相互包容、相互關愛、和諧相處的城市社會環境，這是我談的第二個方面。

　　第三方面，城市文化品格再塑，是城鎮化轉型不可獲缺的重要內容。

　　文化是城市的靈魂，美國有一個著名的城市學家，他說城市凝聚了文明的力量與文化，保存了社會遺產，在人類文化傳播中，是僅次于語言的一項最寶貴的集體性發明。作為泱泱五千前的文明古國，對城市文化來說，無疑是一種we破壞。我們痛心地看到在城市一幢幢高樓大廈拔地而起的同時，古建筑消失于GDP高速增長的數字之中，拆舊城建新城，拆真文物建假古物的現象隨處可見，例如北京的胡同數量從建國初期的3250條減少到2005年的1320條，八年過去了，現在大概有一千條就不錯了。

　　在鄉村一座座小城鎮如雨后春筍般成長的同時，記載著華夏文明歷史變遷的古村落數量從2000年的360萬個，減少到2010年的270萬個，十年就消失了90萬個，相當于每天消失300個自然村落。在大拆大建之后，除了所謂政績和GDP之外，我們得到的是千城一面，甚至低俗、怪異的城市風貌，是地域文化的喪失，是文化的斷層、歷史的割裂，或者說是嚴重的城市文化病，而這種城市文化病實質上是在社會急劇變革中的民族文化和國家文化的缺失。

　　不是講都要恢復到五十年前、一百年前的城鄉面貌，但是西方國家像意大利的羅馬城，在它的經濟現代城市發展的同時，體現民族特色的建筑風格，在主要城區保留得非常完整，有多少個羅馬，多少個巴黎，多少個米蘭，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望而愧色的。

　　中國城市文化病的主要原則，一是中央權責關系和財稅關系不合理，政績考核制度存在缺陷。城市發展過度依賴土地財政，城市決策者熱衷于推動GDP的發展，熱衷于打造形象工程，熱衷于拆舊建新，脫離實際，貪大求全，求大求快，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問題、體制問題。我如果當省長、當書記，可能也不會像前面說的那么好。

　　二是對城市的本質和城鎮化的規律認識不足，過多強調了城市的經濟功能，忽略了文化、社會功能，沒有把以人為本，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城鎮化發展的核心。都想把自己建成無所不能的城市，又是經濟中心、又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又是國際中心、教育中心，甚至還是信訪中心，這種發展對一個城市的未來是很值得擔憂的。

　　實現城市文化品牌再塑，關鍵在于實現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至少有三個要素要考慮。

　　一是要重視人文精神，強化城市的文化功能，把城市真正作為傳承文明、承載歷史、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園。努力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傳統與觀念的有機融合，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