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新領導上任，需要有新的執政理念，特別是對城市建設工作多有經驗的領導，喜歡編制一些規劃，特別像城市的戰略規劃等，來研究形成對這個城市發展的新的認識,借此可以統一執政團隊和所屬部門對發展的共識。例如，現在一些城市提出規劃“決戰一百天”的情況比較多。有些地方，為了爭取國家政策支持或政績需要，也在編制發展戰略、新區規劃或者大地區的總體城市設計，等等。這些戰略規劃、新區規劃、總體城市設計，多數針對的是國家新的政策或發展理念，如果把新的政策爭取下來，這些規劃的任務也就完成了，之后按照法定程序對規劃進行修改。這樣，那些非法定規劃就成為爭取項目和政策的工具。

　　有些特殊的原因，也產生規劃被多次修改的情況。例如我國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實行土地儲備和招拍掛制度，要求對城市土地使用的性質、規模、條件等作出具體規定，需要編制控制性詳細規劃予以配合。在規劃實施中，面對一些利益訴求，只能修改規劃。這種做法現在叫動態維護。然而，規劃的動態維護中，又有哪些老百姓的意見能夠納入其中呢？目前看來很難，這又成為一個新的問題。

　　城市規劃經常“變臉”原因復雜

　　一是規劃的修改確實受到許多不太正常情況的影響，其中包括部門至上、官僚主義、政績要求、長官意志等。許多地方規劃部門在編制控制性詳細規劃過程中，為減輕承擔的責任，淡化強制性要求，為之后潛在的修改規劃條件打開口子，造成了規劃指標不斷被修改、突破的亂象。

　　二是對城市發展的規律把握能力不強，缺乏對城市發展的科學認識。一些地方寄希望于通過試錯來尋找發展出路。遺憾的是，許多錯誤常常被許多前人的經驗證明是肯定要失敗的，但又存在僥幸心理，希望這一次不一樣，繼續為錯誤交學費。

　　三是規劃的科學性也存在問題，有空子可鉆。許多規劃沒有開展科學研究，迎合上級想法，成為拍馬屁規劃。有許多情況，規劃編制單位不是對城市發展的具體情況開展研究，找出問題癥結所在，而是研究領導心理，或者延續粗放發展的模式進行規劃。這種規劃往往不符合城市發展規律和國家整體發展需要，使得規劃作了一輪又一輪，難以落實或者得到實施，造成規劃不斷編制或者修改。有的時候，我們也將這種現象稱之為規劃泛濫。

　　四是政績和利益主體的沖動。特別是地方政府管理職能的分解，在政績和經濟指標要求下，尋找新的發展動力或經濟增長點成為地方部門領導最為上心的著力點。然而，城市規劃又是一項綜合規劃，很難預見每一年、每一個政績要求并做出具體反應。為此，將其歸罪于規劃，強行調整規劃來滿足要求。

　　五是決策民主性也存在問題。有些領導追求大手筆、大氣派，以反映領導魄力，或者向上級要更多的政策和用地指標，使得規劃成為御用規劃。但是，這些規劃都難以成為法定規劃，只是一種愿景藍圖或者部門想法、套上規劃的名字罷了。

　　總體說來，要破解規劃被不斷修改的亂局，還是要加強規劃的科學性和決策的民主性，通過完善與規劃相關的法律制度，避免把規劃搞成領導規劃、部門利益規劃，這樣才能使城市規劃管理走上正確的道路，為促進我國發展轉型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