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人口密度的認知常常被媒體報道所扭曲，這些報道往往圍繞著城市的中心。誠然，許多市區經歷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口增長，但是在2000到2010年期間美國人口增長了2,700萬，市區增長僅占了不到1%。實際上，美國所有的人口凈增長都出現在人口密度低于每平方英里2,500人的縣。在美國，人口密度低于每平方英里500人的縣與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英里10,000人甚至更高的縣相比，前者增加的總人口是后者的30倍以上。

　　一些人口稠密城市的近郊可能也不甘落后，正如人口密集型城市的倡導者所常常強調的一樣，但是它們的蓬勃發展只出現于一些價格相對合理并且經濟表現強勁的地區。休斯頓被認為是美國最具經濟活力的大都會區，2012年休斯頓的房屋銷售80%以上都集中在八號環城高速公路（Beltway 8）以外區域，也就是該城市的二環之外。而該城市的內環地區，610環形公路以里，也經歷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復蘇，但去年休斯頓內環的房屋銷售僅占到該市的6%。

　　很明顯，價格適中、適合家庭生活的城市和那些與之截然相反的城市，兩者間的差距不斷拉大。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實際上在美國所有大都市區中，一套中等價位的房子大致相當于三年的家庭中位收入。后來，這一平衡被打破了：一些州強行推出了“巧妙的”土地使用政策——意圖限制甚或禁止在郊區建造房屋，并且征收巨額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與受益費（impact fees），一些市場上還出現了大規模的投機行為。

　　因此，人口密集型城市的倡導者所鐘愛的許多大都會區，如紐約和舊金山，現在房價遠遠超過了家庭中位收入的6倍或者7倍；如果當前的趨勢繼續，房價收入比可能會高達10倍，就像上次樓市繁榮時的情形一樣。毫不奇怪，這些地方的住房擁有率都低于全美平均水平。例如，在紐約和洛杉磯，住房擁有率是全美平均水平（65%）的一半或者更低。在工薪階層及少數族裔家庭中尤為如是。亞特蘭大市非洲裔美國人的住房擁有率比圣何塞和洛杉磯高近40%，比波士頓、舊金山以及波特蘭高近50%，而比紐約高近60%。

　　所有這些因素對一個群體尤其重要，那就是家庭。許多當代城市理論都停留在削弱家庭關系的想法之上：結婚率和出生率下降將降低對低密度住宅的興趣。家庭不是高密度住宅的主要市場；帶著孩子的夫婦僅占公寓住戶的10%，不到整體人口中該比例的一半。

　　家庭還通常定居在城市中人口密度更低的區域，城郊或遠郊地區；帶小孩的家庭居住率最低的包括人口密集城市的搶手住所，如紐約（尤其是曼哈頓），以及芝加哥、舊金山和西雅圖。相比之下，兒童人口增長最強勁的大都市區——羅利、奧斯汀、夏洛特、達拉斯、休斯頓、俄克拉荷馬市——人口密度更低而且城市核心也小得多。

　　家庭紛紛逃離人闊稠密的地區不是美國所獨有的現象。東京、倫敦和多倫多的郊區，有帶小孩的家庭居住率也遠高于它們各自的內環地區。東亞人口超級稠密的城市——香港、新加坡和首爾——都在世界生育率最低之列。現在，東京和首爾的生育率在1左右，而上海的生育率已經降至0.7，在有史以來生育率最低的城市之列，遠低于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強制性要求，而且僅相當于當前人口更替所需生育率的三分之一。

　　有人認為奧巴馬政府正合謀將美國城市變成高樓大廈林立的水泥森林。但是早在奧巴馬之前就有了一個支持強行增加城市人口密度的聯盟，該聯盟由環保人士、城市規劃者、建筑師、開發商以及土地投機者組成。他們通過兜售人口密集型城市是“抵制氣候變化的抗生素”而獲得了支持——抗生素之說出自身為城市規劃者同時也是建筑師的彼得·卡爾索普（Peter Calthorpe）之口，不過該說法本身值得懷疑。

　　我們需要將人口密集型城市的規劃政策趕下至善至美的神壇。這些政策可能不會傷及像我一樣上了年紀的美國人，他們幾十年前就買好了房子，但會讓已經處境艱難的年輕人背負沉重的負擔。面向多元化的住房選擇是一種負責任但又主要基于市場的方法。除非致密化的推動力量有所放松以有利于上述方法，否則我們的孩子將像東亞國家的年輕人一樣，眼見著房屋價格越來越高而擁有住房的機會越來越少，這樣的環境非常不利于組建家庭。盡管建設人口密集型城市的政策有其進步之處，但將使更多美國人變得更不幸福，更少組建家庭，而且很有可能更加窮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