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鎮化水平快速提高，年均增長1個百分點左右，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超過了50%。今后一段時期，我國仍處于城鎮化快速推進階段，同時也將面臨更多更復雜的問題，需要進行重大的戰略調整。所謂新型城鎮化，就是要總結過去多年來我國推進城鎮化的經驗教訓，立足新的國際國內形勢和環境，對于我國城鎮化戰略進行繼承、調整和優化，促進我國城鎮化持續、健康、穩定和高效推進。

　　中國正在進入新的10年發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這不僅是對2013年經濟工作“穩中求進”的基本定調，更是對未來10年中國深化改革、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統籌和布局。1月15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國家糧食局科學研究院考察調研時指出，推進城鎮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關鍵是提高城鎮化質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農民。要走集約、節能、生態的新路子，著力提高內在承載力，不能人為“造城”，要實現產業發展和城鎮建設融合，讓農民工逐步融入城鎮。要為農業現代化創造條件、提供市場，實現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輔相成。這番話已不僅是定調，而是直接點出了我國城鎮化現有的問題，并明確了發展方向。那么，新型城鎮化之“新”究竟體現在何處？努力方向又在何方？

　　制度創新是當務之急

　　新型城鎮化，新在哪里？這個問題業界探討得很多：有一些著眼于產業發展的學者認為，新和舊主要是產業發展，就是要改變傳統的“三高一低”，要用一種新型的工業化來推動；有一些著眼技術的學者認為，要用綠色的理念、綠色的技術等等；研究規劃的專家往往著眼于從空間的角度，提出緊湊、大中小城鎮合理協調發展等等。“這些觀點都有道理，但是還有一個更難的，”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楊保軍指出，“要觸及更加本質的東西，就是制度層面的創新。說到底，城鎮化的本質是人，也就是化農民為市民，這個過程中有兩個結構的變化。一是產業結構的變化，二是新和舊最大的區別。”

　　楊保軍認為，產業結構的變化導致了空間結構的變化，再導致社會結構的變化。現在城鎮化率是51.27%，但是其中有1億多人是“城鎮化”了2/3，或者說“化”了一半，這1億多流動的務工人員還沒有得到市民的待遇，醫療保障、教育等等，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不能回避；而新和舊最大的區別，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思考，就是城鎮化的主體到底是誰。“但是過去真正的主人是靠邊的。推動城鎮化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多數都是城里人了，再一個就是企業、開發商，他們也多數是城里人了，銀行的人也都是城里人，這幾個力量推動中國經濟迅速的發展，新城的建設也如火如荼，但是真正要被城鎮化的主人，他們是靠邊的。就是說通過我們的建設，資本循環已經完成了，但是跟人沒多大關系，經濟肯定也增長了，它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種方式。資本和其他的力量結合起來，交換價值實現了，但是使用價值還不一定。所以，什么時候我們的主體真正得到了重視，那么制度層面就做到了創新。”楊保軍說。

　　目前來看，社會和業界把更多的目光投放在了城鎮化過程中產業層面的創新，同時，實踐與技術層面的創新也有很好的發揮，但是制度層面的創新現在涉及得卻還很少，亟需推進。對此，楊保軍指出：“如果能把新和舊的問題解決了，進城農民真正能夠逐漸有序地轉化為城市人，并且獲得相應的待遇，這才是一條健康的道路。”

　　宜居宜業是核心所在

　　城鎮化與城市化不同，實踐證明單純追求城市規模和城市人口比例升級的城市化，并沒有使其資源空間價值得到提升。今天的城鎮化包含兩個層次的內容，首先是站在大區域的角度看待城市化，更加重視城市與省域、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互動；其次是站在小區域的角度看待城鎮化，更加符合社會發展和經濟運行軌跡的農村城鎮化發展。最優化的資源空間的配置，能夠推動城鎮化的發展，而可持續性的城鎮化發展，更能發揮資源空間的最大利用效率。

　　這些年城鎮建設的熱詞——“宜居”，被很多學者看作是城鎮化建設的核心，淺顯易懂但不易實現的這個目標，也正貼合了李克強副總理強調要建設“人的城鎮化”的發展思路。“宜居宜業可以說是城鎮化發展的核心。”中國房地產研究會人居環境委員會執行主任王涌彬說，“中國的城鎮化和非洲、拉美等這些國家相比較還是健康的，因為我們有實體經濟支撐。這些年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快，每年都有10%以上的速度在增加，而且持續了多年，由此為很多未來的規劃奠定了基礎。產業化發展和城市化發展，還有農業現代化、信息化必須是匹配的，如果不匹配就會帶來很多問題。所以我個人的觀點是：未來城鎮化的核心是宜居宜業，把產業發展和城市化并行、并重，盡量讓它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