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綠色發展”、“綠色經濟”、“綠色增長”的用語漸成氣候。但是，像過去“可持續發展”一詞被濫用了一樣，現在我們要接受教訓，準確理解“綠色發展”。

　　自1992年里約環發大會以來，盡管“可持續發展”一詞被使用到了泛濫的程度，但世界經濟依然在舊模式下走到了今天，以至于今天我們需要有1.25個地球來維持經濟增長。

　　這是前20年濫用可持續術語而忽視實質性變革的后果。有材料說，第二次里約大會（里約+20）是地球留給人類的最后一次機會。這一次，我們沒有權利仍然以自己的思維定式來理解“綠色發展”這樣一個攸關人類前途的概念。

　　綠色發展會有兩個版本

　　雖然剛剛開始接受綠色發展的口號，但是對綠色發展的理解就已經存在著兩種版本。一種是將綠色發展簡單地等同于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生態保護等活動，而不觸及發展模式本身；另一種認為，關鍵是通過模式變革，把發展從依賴人造資本引向以可更新自然資源為基礎。

　　這兩個版本，存在著重要差異：前者只是對傳統模式的修補與改良；后者則洞察到問題的根源在于發展模式本身，力主轉換發展模式。

　　只有后者，對于中國今后的發展具有方向性的意義。我們需要認識到，就像先前的可持續發展口號一樣，如果只停留在淺薄層面上被動地應對，我國的發展不可能走出資源與環境的約束。

　　經濟增長遭遇兩個門檻

　　未來發展，需要從傳統發展模式轉向綠色發展模式，這有兩個理由，即“生態門檻”和“福利門檻”。

　　生態門檻的理由在于：當前經濟增長的限制性因素已經從人造資本轉移到了自然資本，因此必須投資和發展自然資本。這里的自然資本，包括它們提供的各種生態系統服務。

　　傳統發展模式嚴重地依賴于人造資本（機器、廠房、設施等運用自然資本制造的人造物品）的增長，并總是以犧牲自然資本為代價。

　　自然資本成為制約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已有充分的科學依據。1996年，加拿大生態經濟學家威克納格和他的同事提出了“生態基區”的概念（也叫生態足跡），來表明經濟增長出現了生態門檻。他們測定了從1960年以來地球每年提供給人類生產和消費的資源及吸收排放物所需要的生態基區，發現人類經濟增長所需要的生態基區與地球的生態供給相比，從1980年前后就超出了地球的能力，到現在已經超過了25%左右。也就是說，地球的自然資本從盈余變成了虧損。

　　在自然資本約束下，經濟增長也不可能導致社會福利的提高，這叫“福利門檻”。

　　西方經濟學認為，以GDP為代表的經濟增長是社會福利增加的前提條件。但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人們對經濟增長是否導致福利增加提出了質疑。有生態經濟學家研究發現，由于經濟增長的環境代價，人類的真實福利并不是隨著經濟增長而提高。由此產生的“門檻假說”認為，經濟增長只是在一定的范圍內導致生活質量的提高。有許多后來的研究都證實了這個假說。

　　經濟增長的福利門檻假說，提出了經濟持續增長是否具有合理性的問題。這是綠色發展概念得以建立的一個基石。

　　發展階段不同綠色模式不同

　　鑒于兩種國情，有兩種綠色發展的起點。一種是發達國家的綠色發展，他們的任務是實現對已有的現代化成果的“綠化”；另一種是發展中國家的綠色發展，任務是本著綠色發展的原則，實現現代化。

　　如果我們以當前世界人均生態基區不超過1.8公頃為自然消耗的允許門檻，以人類發展指數超過0.8為實現發展的基本尺度，那么當前世界上的狀況大致可以分為以下3類。

　　高人類發展與高生態基區的國家。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屬于這種類型。例如美國1975年-2003年在增加人類發展指數（超過0.9）的同時，也增加了人均生態基區（從人均7公頃增加到10公頃左右）。

　　低人類發展與低生態基區的國家。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屬于這種類型。當前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還不到0.8，人均生態基區是1.6公頃左右。

　　低人類發展與高生態基區的國家。這些國家雖然有高的生態基區但沒有換來高的人類發展。例如巴西從1975年-2003年生態基區已經超過了地球生態容量（1.8公頃），但是人類發展仍然屬于中低之列。

　　而倡導綠色發展，是要讓所有國家都走上低生態基區和高人類發展的道路，目前還沒有一個國家達到這樣的水平。

　　與傳統發展模式受到生態門檻和福利門檻兩個約束相對照，綠色發展可以用公式EP=WB/EF=WB/EG×EG/EF來衡量。

　　其中， EP表示綠色發展績效，WB表示人類獲得的福利，EF表示生產和消耗這些人造資本的生態基區，EG表示由人造資本存量或GDP表現的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