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在于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借鑒發達國家的教訓。然而遠非所有的人，都有這個自覺性。近年來我國進入轎車時代，人們熱議“人行道”問題，卻不大注意前人的經驗教訓，以至于我國公眾，根本就沒聽說過簡.雅各布斯這個人。

　　轎車是德國發明的，但最先把它成為大眾消費品的，卻是美國。歐洲和美國對待私家轎車的態度尖銳對立，導致歐美兩種不同模式的城市建設理念。套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歐洲模式“以人為本”，在人車矛盾中，首先服從人居需要，傳統街道和大量文化古跡，因此得到了完好保存；美國模式是“以車為本”，在人車矛盾中，首先服務車行需要，毫不留情地大拆大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美國人自認為國家年輕，沒有多少文化古跡值得留戀。大拆大建使美國最先普及轎車，形成了“汽車社會”。甚至在經濟大蕭條時，失業工人流浪全國尋找就業機會，往往是開著一輛大卡車，裝上一家老小和全部家當。斯坦倍克的文學名著《憤怒的葡萄》，從頭到尾都是這樣一個失業工人家庭的遭遇，故事沿著貫穿美國大陸的66號公路展開。一家人有車無房，走到哪里就干到哪里，掙到哪里，花到哪里……。

　　“以車為本”的理念一直持續到1961年，一個劃時代的人，一本劃時代的書，徹底扭轉了這一切。這個人就是簡.雅各布斯，這本書就是她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

　　簡.雅各布斯（1911－2006）是出生在美國的加拿大人，家人多以教書為業，不僅男女平等，而且自由選擇人生道路。她早年拒絕上大學寧可當速記員，便已表現出特立獨行的個性。后來又當了多年記者，才在22歲上大學進修，28歲嫁給一個建筑設計師，自學了建筑及規劃知識。1958年在《財富》雜志發表《市中心為人民而存在》，一舉成名，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贊助，然后用一年多時間，寫作并出版《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

　　最令人感動的是，這本書的前三章專門用來討論“人行道”，強烈要求“還道于民”。她在一所學校調研時發現，貧民區的孩子放學后放心回家，富人區的孩子卻不敢回家，怕受流氓團伙欺負。原因就是貧民區街坊鄰里相互關照，人行道安全；富人區人口稀少，只有車道沒有人道，住宅之間綠化帶寬闊，成為流氓團伙出沒之地。她由此一舉顛覆了當時城市規劃界盛行的三大理念——英國霍華德的“花園城市”論、法國柯布耶夫的“陽光城市”論和美國伯納姆的“城市美化”論，認為這些權威理論華而不實，嚴重脫離廣大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她提出著眼于安全的“街道眼論”、著眼于生活場景的“街道芭蕾論”，認為安全與社會經濟功能，才應是規劃的中心目標。

　　她推崇城市生活的多樣性，主張四項原則：一、街區功能要多，二、街區之間的間距要短，便于轉彎，給路人更多選擇，三、建筑切忌千篇一律，適當多保留老建筑，四、維持必要的人口密度。

　　簡.雅各布斯使城市規劃回到了現實的市民生活，車行道服從人行道，使人的生存發展重新成為規劃師們關注的中心。她受到西方知識界的普遍推崇，被譽為“最后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