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生態城市已經成為當前世界城市發展的主流方向。隨著生態城市規劃建設理念的不斷深入，中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嘗試這方面的規劃建設實踐。2011年的“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了24項指標，其中關于資源環境的8項指標中有7項是約束性指標。從中可以看出，生態環境保護與節能減排已經被提到了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未來，中國只有以轉變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為主線，以采用低碳發展模式和建設生態城市為手段，才能實現中國經濟社會的轉型發展和健康發展。

　　但是，由于目前尚缺乏適合中國國情的生態城市及其相關領域的理論基礎、方法體系、規劃設計原理、政策體系以及相關的建設技術和實踐經驗，中國生態城市的規劃建設仍處于起步階段，尚未形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生態城市。

　　中國生態城市發展熱潮正從理論走向實踐

　　中國的生態城市建設始自江西宜春于1986年提出的生態城市建設目標，此后經歷了一段相對平靜的蟄伏期。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全球資源能源短缺問題的逐步升級以及氣候變化問題的日漸喧囂，生態城市成為世界各國降低資源能源消耗、轉變舊有發展模式、謀求城市新興競爭力的關鍵所在。與此同時，在國內外雙重壓力的驅使下，中國對生態城市的關注也從專家學者的理論探索迅速升溫至政府倡導的建設實踐層面。

　　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學術交流部所做的一項統計表明，截至2011年2月，中國287個地級以上城市中提出“生態城市”建設目標的有230個，所占比重為80.1%；提出“低碳城市”建設目標的有133個，所占比重為46.3%；綜合上述兩種建設目標，提出低碳生態城市有關建設目標的城市已達259個，占到地級市比例的90.2%。

　　除了地方政府在建設目標層面的積極響應和倡導，相當一部分的城市（城區）也已經開始了生態城市的建設實踐活動，根據其用地性質和開發建設模式的不同，本文將其分為兩類：新建地區的生態城市實踐和既有改造的生態城市實踐。

　　新建地區的生態城市實踐。這一類型的生態城市實踐以中新天津生態城和曹妃甸生態城為代表，其特點為開發建設過程中盡量不占用耕地或實現占補平衡，以鹽堿地、灘涂地的生態化恢復、改造為主所進行的從規劃到建設的生態城市實踐。相對來講，這一類型的生態城市實踐受到的現狀約束性因素較少，規劃設計和建設發展的余地較大，可以通過制定指標體系等手段來較好地和相對完整地應用生態城市有關的規劃設計理念和技術，全方位地開展建設活動，但同時也存在依靠政府投資、建設成本相對較高、人口集聚、產業集聚需要依托周邊城市輻射力等方面的缺點。目前中國所進行的生態城市實踐多數屬于這種類型。

　　既有改造的生態城市實踐。這一類型的生態城市實踐主要是指對原有城鎮進行的生態化改造，其特點是根據當地的現狀發展水平和特色，兼顧低成本、高效益的原則，利用適宜的低碳生態技術，逐漸改變原有不合理的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實現經濟、社會、環境效益的共贏。如浙江安吉充分利用當地“竹鄉”的資源稟賦，形成了從竹產業的原料供應、竹制品的初加工和深加工到竹產品的銷售這樣一條循環、高效、完整的產業鏈；北京的延慶、密云地區結合當地氣候特點和實際需求，在國家相關政策的財政補貼和技術扶持下，在新能源利用（太陽能、生物質能、風力發電等）、生態修復、垃圾分類處理、循環產業等方面進行了建設示范和應用。相對于新建地區的生態城市實踐，這一類型的生態城市實踐相對見效慢，需要政府加強扶持和引導，但我們應當意識到，既有改造的生態城市實踐是我國當前最應重點推進同時也是未來發展前景最為廣闊的一種類型。

　　當前中國生態城市發展中的誤區與問題剖析

　　毫無疑問，無論是政府提出的建設目標還是正在開展的建設實踐，生態城市的發展熱潮已經席卷中國大地，中國正成為世界上探索生態城市最為積極和主動的國家之一。但由于當前生態城市建設尚處探索階段，其建設和發展中所表露出的問題同樣也是不容忽視的，主要表現為導向不明、目標缺失、理論缺失、唯技術論四大方面。

　　導向不明。政府建設生態城市動機不明晰，強調政績工程。從前述分析可以看出，當前政府已經普遍對生態城市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并且進行了不同程度和規模的生態城市建設實踐活動，但建設過程中也存在著動機不夠明晰、盲目跟風，一味強調政績工程的現象。根據我們所進行的調查統計可以發現，提出生態城市有關建設目標的城市數量隨著國家發布相關政策文件的時間有著較大的起落變化，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政府在提出相關的建設目標時，不是完全根據城市自身發展階段和特點，而是一味與政績考核等因素掛鉤所做出的跟風之舉。

　　盲目關注大城市，忽視中小城鎮。盡管全國90.2%的地級以上城市均提出了建設生態城市的發展目標，但從其提出時間和地理分布上來看，東部沿海地區呈現出提出時間早、分布密度高的特點。而且當前開展生態城市實踐活動最為積極的多數也是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城區），如北京、上海、天津、無錫、武漢、深圳等，對于生態城市的相關宣傳和報道中，中小城鎮也鮮有提及，以至于造成了“生態城市等于經濟發展水平高”的一種錯誤認識。

　　盲目關注“新城開發”，忽視建成區的生態改造。如前所述，新建地區的生態城市實踐雖投入成本高，但具有見效快的特點。因此，在多種因素的驅使下，很多城市在進行生態城市實踐時選擇了“新城運動”，而見效慢、推動慢的建成區生態化改造則處于被當權者冷落的境地。殊不知，建成區的生態化改造是當前中國進行生態城市建設實踐的重中之重，同時也是未來生態城市實踐的發展趨勢。

　　目標缺失。生態城市發展忽視與中國國情和客觀需求的結合。中國的國情是人多地少，開展生態城市實踐活動的前提之一就是要結合中國國情，在不占用耕地的前提下，盡可能地利用鹽堿地、灘涂地等未利用用地的生態化改造來進行建設。違反了這個大前提，只能使生態城市的實踐前功盡棄、功虧一簣。上海東灘生態城和廊坊萬莊生態城均是因為生態城開發占用了農用地等土地性質方面的問題造成生態城建設陷入了一籌莫展的困境。

　　生態城市發展尚未建立權威性、導向性的指標體系。生態城市的建設需要設立明確的目標和衡量標準，需要通過構建具有指導意義的指標體系來引導生態城市的建設方向。由于目前尚未出臺全國性的生態城市指標體系，盡管各地出于實踐建設的需要紛紛制定了地方性的生態城市指標體系，但是缺乏宏觀層面的目標引導性，導致地方在制定指標體系的過程中存在目的不清、導向不明的問題。

　　理論缺失。生態城市的定義不清，概念多樣化。盡管上世紀70年代就已經提出了“生態城市”這一概念，但是目前學術界尚未對其有一個明確、公認的定義和理解，其名稱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如中國目前提出的生態城市建設目標中就存在諸如“生態城市”、“綠色生態城市”、“生態宜居城市”等至少40種以上的名稱，提出的“低碳城市”建設目標中存在諸如“低碳城市”、“低碳產業基地城市”、“低碳先鋒城市”等至少15種以上的名稱，這就使得生態城市的相關實踐活動缺乏一個必要的、清晰的基礎前提。

　　生態城市規劃的地位、編制方法和體系等尚未得到確立。生態城市的實踐活動盡管開展得如火如荼，像中新天津生態城、曹妃甸生態城等一些實踐已經取得階段性的建設成果，但生態城市規劃的地位、編制方法和體系等目前尚未得到明確，各地生態城市的規劃均屬于探索性階段，對于編制內容和深度均沒有統一、明確的要求，無法對規劃編制后的建設實施起到很好的保障和引導作用。

　　唯技術論。生態城市發展一味追求技術的新、奇、特，忽視建設成本的控制。我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豐富傳統經驗和智慧的國家，通過運用傳統智慧中的一些簡單的措施就能使生態城市的建設收到良好效果。而目前進行的生態城市建設實踐卻摒棄這些低成本、高效益的手段，熱衷于追求技術的新、奇、特，熱衷于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如上海世博會上展示的垃圾氣力輸送系統，由于該系統技術新穎很快就得到了國內多個正在建設中的生態城市的青睞，爭相引入這種技術。盡管此套系統具有全封閉、無需與垃圾接觸、投入人力少等優點，但其本身卻是一套高耗能的系統，在沒有得到科學論證的前提下大范圍推廣應用這種技術與生態城市建設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同時這種動輒投入上百億元，引入所謂的高新技術的做法，盲目地將高投入與高回報劃上等號，實際效果卻收效甚微。

　　生態城市發展存在打著“生態”的旗號干著“反生態”事情的誤區。生態城市建設的初衷是尊重自然、盡可能小地干擾自然，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而現實中的生態城市實踐卻存在著建設選址盲目性較大的問題，如國內正在開展的一些生態城市實踐，完全不考慮生態環境問題，將地點選在自然基底良好的生態敏感區內進行開發建設，這不但是對自然環境的極大干擾，同時也會破壞生物多樣性、引發連鎖性自然災害的產生，對生態城市的建設安全造成隱患，釀成不可彌補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