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園林最早見于史籍的是公元前11世紀西周的靈囿。囿是以利用天然山水林木，挖池筑臺而成的一種游憩生活境域，供天子、諸侯狩獵游樂。

從《史記》、《漢書》、《三輔黃圖》、《西京雜記》等史籍中可以看到，秦漢時期園林的形式在囿的基礎上發展成為在廣大地域布置宮室組群的“建筑宮苑”。它的特點一是面積大，周圍數百里，保留囿的狩貓游樂的內容；二是有了散布在廣大自然環境中的建筑組群。苑中有宮，宮中有苑，離宮別館相望，周閣復道相連。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亂。同時在哲學思想，上儒、道、佛諸家爭鳴，士大夫為逃避世事而寄情山水，影響到園林創作。兩晉時，詩歌、游記、散文對田園山水的細致刻畫，對造園的手法、理論有重大影響。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所描述的“林盡水源，使得一山，山有小口……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的情景，對園林布局頗有啟示。謝靈運的《山居賦》，是他經營山居別業的感受，對園林相地卜居的原則，因水、巖、景而設置建筑物和借景的手法，以及選線開辟路徑、經營山川等都作了闡述。

從文獻中可以看到，這時期大量涌現的私園已從利用自然環境發展到模仿自然環境的階段，筑山造洞和栽培植物的技術有了較大的發展，造園的主導思想側重于追求自然情致，如北魏張倫在宅園中“造景陽山，有若自然”，產生了“自然山水園”。

唐末時期，園林創作同繪畫、文學一樣，起了重大變化。從南朝興起的山水畫，到盛唐已臻于成熟，以尺幅表現千里江山；歌詠田園山水的詩，更著重表現詩人對自然美的內心感受和個人情緒的抒發；在文學理論方面，盛唐詩人王昌齡首先提出了詩的“意境”之說。園林創作，也從單純模仿自然環境發展到在較小的境域內體現山水的主要特點，追求詩情畫意， 產生了“寫意山水園”。

唐末時期的一些文學作品中提出了造園理論和園林布局 的手法。唐代王維的《輞川集》用詩句道出怎樣欣賞山水、植物之美；怎樣在可歇、可觀、可成景處選地構筑亭館；怎樣利用自然勝景組成優美的園林別業。柳宗元有不少 的“記”也講到園林的營建，談到即使是廢棄地，只要匠心獨運加以改造，就能成園。

宋朝開始有評述名園的專文，如北宋李格非的《洛陽名園記》，南宋周密的《吳興園林記》。以后有明代的《婁東園林志》、王世貞《游金陵諸園記》等。這些文人欣賞園林所寫的評述，對明清文人山水園的造園藝術原則和欣賞趣味頗有影響。

田園山水詩，游記和散文，山水畫和畫論，以及一般藝術和美學理論，對于自然山水園發展為唐末寫意山水園和明清文人山水園都有重大影響。這種影響主要在認識自然、表現自然以及園林布局、構圖、意境等方面提供借鑒。但園林學的理論體系，只有通過造園的實踐和經驗的積累，并經過造園家的提煉和升華才能產生。

明代已有專業的園林匠師，他們運用前代造園經驗并加以發展。明代造園家計成的《園冶》是關于中國傳統園林知識的專著，是實踐的總結，也是理論的概括。書中主旨是要“相地合宜，構園得體”，要“巧于因借，精在體宜”，要做到“雖由人作，宛白天開”。明末清初李漁《聞情偶寄?居室部》山石一章，對庭園疊石掇山有獨到的見解。計成和李漁都既有豐富的造園實踐經驗，又有高度的詩、畫藝術素養，他們提出的一些造園原則，至今仍很有啟發意義。

1868年，外國人在上海租界建成外灘公園以后，西方園林學的概念進入中國，對中國傳統的園林觀有很大的沖擊。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中國城市中自建公園漸多。從20年代起，中國一些農學院的園藝系、森林系或工學院的建筑系開設庭園學或造園學課程，中國開始有現代園林學教育， 并同傳統的師徒傳授的 教育方式并行。

新中國成立，園林學研究范圍從傳統園林學擴大到城市綠化領域；由于旅游事業的迅速發展，又擴大到風景名勝區的保護、利用、開發和規劃設計領域。